此时，正是开垦与播种的好时节，但空气中除了泥土的腥味、稻秆腐烂的微甜。
孩童的哭闹、妇人的吆喝、男人们用各种口音的汉语和生硬的当地土话交流、以及永不间断的，铁锹与锄头撞击土地的沉闷声响。
这片位于河内以北、紧挨着红河主支流的广袤冲积平原，曾是法国殖民者的大庄园，种植着稻米和橡胶，供养着远在欧陆的贪婪。
如今，庄园的栅栏被推倒，界碑被拔除，白色的殖民风格别墅里住进了新来的卫生队和行政干部，巨大的仓库被改建成了临时安置点。
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被粗略划分、插着简易木牌的土地，木牌上用墨笔写着编号和陌生的名字。
张老栓一家，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新的拓荒者。
张老栓是跟着东线第五师的先头部队过来的。
他原本不算正式的兵，是听了龙少爷号召，成为了一名随军民夫，负责运送弹药粮草。
队伍打下凉山，一路势如破竹逼近河内时，他亲眼见过法国人的飞机在天上嗡嗡叫，也听过炮弹从头顶飞过的尖啸。
他怕，怕得要命，但更多的是一种麻木。
直到部队初步控制了这片土地，这是一片要比老家寨子周边所有坝子加起来还要平坦开阔的土地。
当长官宣布要“分田安家”时，他那颗被苦难磨蚀得近乎石头的心，才猛地活泛过来，剧烈地跳动起来。
消息传开的那天，整个临时营地里像炸开了锅。
像张老栓这样来自滇省山区的民夫、还有不少贵省、壮省来的民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土地？
分给自个儿？
每人五亩？
水田？
张老栓祖辈辈都在滇南哀牢山的褶皱里挣扎求生。
他家是佃户，从记事起，家里就在租种山脚下赵老爷家的坡地。
那地薄，石头多，种苞谷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一场山洪下来，半年的辛苦就白费。
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从来不够吃，得靠阿爹和阿哥进山打猎、阿妈和姐妹挖野菜才能勉强活命。
他记得小时候，饿得狠了，只能喝大量的水，躺在床上减少活动，阿爹蹲在门口唉声叹气，烟袋锅子一明一灭，映着他愁苦的脸。
后来，龙主席主政滇省，日子似乎比隔壁川黔那些战乱不休的地方稍好一些，至少大的匪患平了，苛捐杂税虽也有，但龙主席至少搞了些建设，修了点路，开了几个工厂。
张老栓长大些后，就去了昆明城外的兵工厂做工，一天十几个时辰站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前，挣的那点工钱，刚够自己糊口。偶尔捎回去几个铜板，也改变不了家里的窘境。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攒够钱，买下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哪怕只是山旮旯里的一角，能让爹娘吃上自己种出来的、不用交租的粮食。
这个梦，做了二十多年，几乎成了痴念。
如今，竟然在这异国他乡，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似乎要实现了？
分田的过程充满了粗糙。部队极少有认识字的士兵干部，他们都被集中起来，拿着地图和花名册，声音嘶哑地喊着编号和名字。
被叫到的人就像被点了魂，跌跌撞撞地跑上去，接过一张盖着红印的纸片——那是地契的临时凭证，粗糙的草纸上，写着地块的编号和面积。
他们的手，握惯了锄头枪杆、满是老茧裂口的手，颤抖着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仿佛有千钧重。
张老栓也拿到了他的凭证。上面写着“丙区七段，水田五亩”。
干部额外叮嘱了一句：“你是随军民夫，按政策有功，分的是上好的水田！好好干，明年就能吃上自己种的白米饭了！”
水田！
上好的水田！
张老栓不识字，但他死死攥着那张纸，把那个编号和“五亩”的形状刻在了脑子里。
他跟着指示牌，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那片地。
那是一片多么平坦的土地啊！
黑油油的泥土，远处有沟渠引来的红河水静静流淌，阳光洒下来，水面闪着碎金般的光。
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用力一捏，肥沃得几乎能挤出油来。他想起老家那些挂在陡坡上、贫瘠得需要精心伺候才能有点收成的山地，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部队和行政署设立了几个物资分发点。
这天，通知说有一批特别物资运到，要按户发放。队伍排得老长，人们翘首以盼。
轮到张老栓时，分发物资的士兵看了一眼他家的户籍牌（临时用木片做的），从身后鼓鼓囊囊的麻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