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园兄，你说得对。”周杉望着远处的北平城，缓缓道，“长城是防御的，是内向的。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开放的，是外向的。我们要走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强壮自己。但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两人在山顶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将整座山峦染成一片金黄。下山时，周杉觉得自己的心胸仿佛也开阔了许多。那些在书斋里、在讲坛上的纷争与思辨，在这宏大的自然与历史面前，似乎都变得渺小，但同时也更加清晰。
次日，孙伏园陪同周杉前往清华学校。清华园位于北平西北郊，环境清幽，建筑中西合璧，既有古典园林的韵味，又有西式建筑的规整。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风严谨，学生英文都很好。”孙伏园介绍道，“这里的师生，对西方文化了解更深，思想也更活跃。”
接待他们的是清华国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姓王，也是《晨报》的撰稿人。王教授对周杉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安排了一场小范围的座谈。
座谈在清华园内一处临水的亭子里进行，参加的有十几位学生，大多是国文系和历史系的。与北大学生的热情奔放不同，清华学生显得更内敛、更理性，提问也更注重逻辑和证据。
“周先生，您在《实业救国》一文中提到，日本在华纺织业享受了不公平的特权。您能否提供更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问道。
周杉早有准备，他从肖恩提供的《经济武士道》报告中，选取了几个关键数据，如日本纺织厂在华享受的免税额度、政府补贴比例等，又结合了自己在上海实业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申报》、《东方杂志》上公开讨论过的一些数据，如日资纱厂在华扩张的资本规模与本土纱厂的对比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低头记录。
“周先生，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技术落后，还是资本不足，还是制度问题？”另一位女生问道。
周杉沉吟片刻，答道：“三者皆有，但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没有一个稳定、公平、法治的商业环境，技术无法落地，资本不敢投入。所以，实业救国，不仅仅是办工厂，更是要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周先生，您的小说《活着》，写的是个体的苦难。您认为，这种个体的苦难，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一位历史系的学生问道。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周杉思考了一下，答道：“个体的命运，是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福贵的苦难，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的缩影。通过写一个人的命运，我想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只有理解了个体的苦难，才能理解这个国家为何积贫积弱，才能激发起改变现状的决心。”
座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气氛热烈而理性。周杉发现，清华的学生虽然更“西化”，但对中国的问题同样有着深刻的关切和独立的思考。这让他对中国的未来，又多了一份信心。
在北平的最后一日，周杉收拾好行装，准备启程回沪。孙伏园、刘半农、顾颉刚等几位朋友都来送行，还有几位在演讲和座谈中结识的青年学生，也特意赶来。
“淮山兄，这次北行，收获颇丰吧？”孙伏园拍着周杉的肩膀笑道。
“收获太大了。”周杉由衷地说，“不仅见了世面，交了朋友，更重要的是，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北大讲坛的激辩，鲁迅先生的深谈，琉璃厂的古韵，西山的壮阔，清华园的理性……这一切，都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
“是啊，”刘半农也感慨道，“北平就是这样，有历史的厚重，也有思想的锋芒。淮山兄，希望你能常来，多给我们带来些南方的清风。”
“一定，一定。”周杉拱手道，“这次来，给诸位添麻烦了。他日诸位若到上海，务必让我尽地主之谊。”
“周先生，您一定要再来！”楚图南等几位学生依依不舍地说，“您的演讲和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
看着这些年轻而热切的面孔，周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是未来的栋梁。他用力点点头：“好！我在上海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火车缓缓驶出前门车站。周杉坐在车窗边，望着渐渐远去的北平城。青灰色的城墙、巍峨的城楼、还有那些熟悉的胡同和四合院，都慢慢消失在视野中。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轰鸣声。窗外的景色，正悄然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