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才先生。”周杉和孙伏园同时躬身问候。
鲁迅站起身，脸上没什么笑容，但眼神是温和的，指了指旁边的两把旧藤椅：“坐。”又对女佣人道：“沏茶来。”
三人落座。鲁迅自己从书桌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他没有寒暄，目光直接落在周杉脸上，开门见山：“昨天的演讲，我去听了。”
周杉心中微微一紧，坐直了身体：“请先生指教。”
“指教谈不上。”鲁迅的声音平缓，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讲得不错。条理清楚，有数据，有例子，不空谈。青年们爱听，热血沸腾，这是好事。”
他顿了顿，弹了弹烟灰，话锋却陡然一转：“但是，惊醒之后呢？路在何处？你告诉他们要学技术、办工厂、强实业。可这北平城里，这全中国，每年毕业的学生有多少？能进工厂、搞实业的，又有多少？更多的人，醒是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或者路太窄，挤不进去。这满腔的热血，最后会不会变成满腹的牢骚，甚至……绝望？”
周杉沉默。鲁迅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直接剖开了昨日演讲那层激昂慷慨的表皮，露出了下面残酷的现实。是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太久，问题千头万绪，绝非振臂一呼就能解决。他昨日给出了方向，但具体的路径，确实模糊。
“先生所言极是。”周杉缓缓开口，声音诚恳，“昨日所讲，更多是一种理想图景，一个努力的方向。具体到个人，确实前路艰难。但我想，总得先有人把方向指出来，哪怕道路崎岖，总好过在黑暗中摸索，或者干脆闭目塞听。至于路窄人多……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变革，教育的普及，产业的勃兴，非一朝一夕之功。但若因艰难而不为，则永无希望。”
鲁迅听着，默默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年轻人，看向了更深远的地方。“希望……”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嘴角似乎扯动了一下，不知是嘲弄还是苦涩，“我年轻时，也曾相信过许多希望。后来发现，这铁屋子里，先醒过来的人，或许更痛苦。”
他忽然看向周杉：“你的《活着》，我看了。”
周杉的心提了起来。面对这位中国现代文学最严厉的审视者，他等待着评判。
“写得好。”鲁迅简单地说，但语气肯定，“福贵这个人，立起来了。苦，是真苦。但你这苦，写的是命运的苦，世道的苦。让人看了，心里堵得慌，却又无可奈何。”他深深吸了口烟，目光如炬，“可是，淮山，你有没有想过，福贵这苦，仅仅是命不好，运不济吗？那让他一次次失去亲人、失去一切的，仅仅是天灾，还是……人祸？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吃人’的东西？”
“吃人”二字，从鲁迅口中平静地说出，却让周杉感到一阵寒意。他当然知道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对“吃人”历史的控诉。此刻，鲁迅是在问他：《活着》揭示了苦难，但有没有指向造成这苦难的根源？有没有像《狂人日记》那样，直接喊出“救救孩子”，直接揭露那“仁义道德”背后血淋淋的真相？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台灯发出的滋滋微响和鲁迅偶尔的咳嗽声。孙伏园屏息静气，不敢插话。
周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仿佛灵魂都被那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他深吸一口气，坦诚道：“先生，写《活着》时，我想得更多的是记录，是呈现，是让读者看到并记住这种苦难。至于这苦难的根源……我并非没有思考。但或许是我笔力不足，或许是我顾忌太多，未能如先生那般，直指那最黑暗的所在。我更多地将之归于一个混沌而残酷的时代，归于个体在宏大命运前的无力。”
鲁迅静静地听着，没有立刻评判。良久，他才缓缓道：“记录，也是好的。能让人看见，总比视而不见强。这时代，麻木的人太多，需要有人去刺痛他们。你的《活着》，是一根针。我的《狂人日记》，想做的是一把刀。”他顿了顿，语气中透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只是，有时候我在想，无论是针还是刀，刺下去，砍下去，那铁屋子，就能破开吗？醒来的人，面对这无边的黑暗，是会更勇敢，还是会更绝望？”
这话语里透出的深刻的孤独与悲观的预见，让周杉心中巨震。他眼前的鲁迅，不再是那个在文章中嬉笑怒骂、横眉冷对的战士，而更像一个清醒地行走在无边暗夜中的孤独者，明知前路可能并无光明，却依然执着地举着火把，哪怕这火把只能照亮脚下尺寸之地。
“先生……”周杉想说些什么，却又觉得任何安慰或辩解都显得苍白。
鲁迅摆摆手，似乎不想再谈这个沉重的话题。他掐灭了烟蒂，走到书架前，略一翻找，抽出一本装帧朴素的书，走回来递给周杉。
周杉双手接过，封面上是两个浓墨重彩的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