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镌》和《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泰坦尼克号》，以“S.G. Sequoia”这个神秘作者的笔名，正掀起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潮。连载处每日都有读者排队等候，茶楼酒肆里，人们谈论着杰克与露丝跨越阶级的爱情，惊叹于那艘“永不沉没”的巨轮竟以如此悲剧收场。
“真没想到，洋人也能写出这般动人的故事。”四马路的茶楼里，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抿着茶，对同桌的朋友感叹，“你看那杰克，虽是三等舱的穷画家，却比头等舱那些所谓的绅士更有风骨。”
“可不是嘛！”朋友接口道，“不过我更佩服的是这作者，虽是个洋名，可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倒像是深谙我中华文化。你们看他对生死之际人性的刻画，真真是入木三分。”
邻桌几位女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在低声讨论，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露丝最后选择活下去，还改姓道森，这就是对杰克最好的纪念……这种爱情，比鸳鸯蝴蝶派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真实多了。”
“我听说这S.G. Sequoia是个旅居东方的外国人，”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神秘地说，“有人猜是上海租界里的某位洋行大班，也有人说是北平使馆区的文化参赞……”
而在另一个圈子——那些能阅读英文报纸、关注时政的学者、商人和官员之间，另一篇文章引起的震动更为深远。
《字林西报》与《京津泰晤士报》转载的《经济武士道》，虽未署名，但其数据之详实、分析之犀利，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文章将日本纺织企业在华享受的免税特权、政府补贴、乃至工厂布局与军事要地的关联，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上海四川路的外滩俱乐部，几位中外商人正围坐谈论此事。
“这份报告……若是真的，那日本人在华办厂的目的，可就耐人寻味了。”一位英国洋行的买办放下手中的《字林西报》，神色凝重。
“何止耐人寻味，”对面一位华人纺织厂主冷笑，“我们这些本土厂，税负是他们的两三倍，还要受工部局各种刁难。他们呢？有领事馆撑腰，有政府补贴，这哪里是商业竞争？这是明抢！”
“最可怕的是这个，”一位美国商人指着报告中的地图，“你们看，日本在华纺织厂的分布——沿铁路线，近港口，与他们的驻军点、租界几乎重合。这哪里是办厂？这是在织一张网，一张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网。”
角落里的沙发上，两位留日归来的学者也在低声交谈。
其中一位，正是后来创办《南国月刊》、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此时不过二十出头的他，已因在《商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东京特约通信”而崭露头角。这些文章深入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社会运动，并明确点出：“太平洋会议之后，中国更成了世界经济竞争场，这经济的侵略，比武力更可怕。”
“田汉兄，”戴圆框眼镜的同伴低声道，“你这系列‘东京特约通信’，加上《字林西报》上这篇《经济武士道》，算是把日本人的遮羞布彻底扯下来了。只是不知这位匿名作者是何方神圣，竟能掌握如此机密的数据……”
田汉目光深邃：“无论是谁，能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便是帮中国的脊梁挺立一次。我听说，《申报》副刊最近也有一篇相关文章，署名‘淮山’，你看了吗？”
“淮山？”眼镜先生一怔，“可是写《射雕》、《神雕》，近来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活着》的那位？”
“正是。他那部《活着》，写底层百姓之苦，笔力万钧，令人动容。没想到，他这次不写小说，转而写了一篇《实业救国与日资渗透》，虽不及《经济武士道》那般数据详实，但观点鲜明，直指要害，在国内读者中影响可能更大。”
两人正说着，一位服务生递上一份当日的《申报》。副刊版面上，赫然是淮山的文章。
田汉接过，快速浏览，眼中渐露赞许之色：“好一个淮山！你看这一段——‘日资设厂，非为互利，实为控扼。其厂址择要而居，其资金源流莫测，其背后有军国影影绰绰。我民族实业者，若只知埋头苦干，不抬头看天，则他日工厂虽立，命脉已失矣！’这话，说得透彻！”
此时，在上海虹口区一栋日式风格的小楼内，气氛却截然不同。
这里是日本东洋纺上海支店的办公地。支店长伊藤博文的办公室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伊藤面色阴沉地盯着桌上几份摊开的中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申报》，还有一份从东京总部加急发来的电报。
电报是社长安宅弥吉亲自签发的，措辞之严厉，让伊藤现在想起仍后背发凉。伦敦债券市场的惨败，让总部损失惨重，三井本社的高层震怒。安宅社长在电报中明确命令：上海方面暂停一切针对瑞恩纺织厂的敌对行动，转为“观察与缓和”，绝不能再授人以柄。
“支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