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公司正在筹建一套完整的视觉工业化体系，需要顶尖的光学技术支持。从镜头设计到镀膜工艺，从精密加工到检测标准，全链条覆盖。我的客户认为，您是全世界最适合主导这个项目的人。”
韦伯接过文件，但没有翻开。
他低头看着封面上那艘金红色的船，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摩挲，沉默了很久。
“安德森先生，"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我在耶拿住了一辈子。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都在蔡司的厂房里度过了一生。托管局的人来厂里清点资产的时候，我在车间里站了整整一夜。
那些机器，那些我亲手调试过无数次的机器，被贴上标签编号，像牲口一样等待拍卖。我的团队，跟我干了二十年的老伙计，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就那么坐在车间的地上，听着机器的金属在夜里冷却时发出的咔咔声。"
安德森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他能感觉到面前这个东德人话语里那种沉沉的分量，那是一个人对一生事业的告别。
“所以，”韦伯抬起头来，镜片微微反着光，“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去港岛？为什么不留在欧洲？”
安德森微微倾身向前，声音放低了一些：
“因为我的客户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韦伯博士的一身本事，不应该跟着一个即将消失的国家一起埋葬。”
韦伯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起来，指甲掐进掌心里。
他一个搞技术的，对政治不关心，也不想扯上关系，这话简直说到他心里去了。
窗外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震得咖啡杯微微颤动。
“他……我的客户，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安德森的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您先到港岛看看，待一年。如果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走。来去的路费、安家费、半年的薪水，他全部预付。他只是想让您亲眼看看，看看他的诚意，值不值得您把后半辈子托付进去。”
韦伯摘下眼镜，用大衣袖口慢慢地擦拭镜片。
他擦了很久，久到安德森以为他准备起身走人了。
但最后他把眼镜重新戴上，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颤抖：
"我跟我的团队商量过了。有六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走。但我们不能一起走，目标太大。分批走，两个去维也纳，两个去慕尼黑，我跟我的副手从苏黎世走。到了港岛汇合。"
安德森伸出手，掌心朝上，等着那只粗糙的、布满冻疮的手握上来。韦伯犹豫了一秒，然后握住了他的手。
“欢迎加入，韦伯博士。”安德森用力地握了握，“港岛的冬天比苏黎世暖和得多。您会喜欢的。”
会面结束后，安德森并没有立刻返回维也纳。
他在苏黎世多待了五天，逐一确认了韦伯团队的出境路线、假身份文件和过境资金，还通过瑞士银行的朋友开设了一个临时托管账户，用于支付第一批“咨询费”。
与此同时，他给赵振国发去一条加密简讯：“鱼已上钩，预计十一月中旬完成首钩。”
赵振国的回电只有四个字：“注意安全。”
随后，安德森又飞了一趟港岛，亲自督办实验室场地的装修和设备预置，等那些工程师到了，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会决定他们是否真的愿意留下来。
——
十一月中旬，六名蔡司工程师分四批抵达港岛。安德森安排人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三套相邻的公寓，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冰箱里塞满了西式食材和德国进口的啤酒。
韦伯到的当天晚上站在阳台上看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看了足足二十分钟没说话。
他身后的客厅里，电视正在播英文新闻，画面里是东柏林街头拆除柏林墙的起重机，那些灰色的墙体被一块一块地吊起来，露出后面空荡荡的天空。
他的副手，一个叫贝克尔的中年工程师从厨房端出两杯咖啡，站在他旁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海面上货运轮船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是一条缀满宝石的绸带。
"赫尔曼，"贝克尔小声说，“咱们的决定没错吧？"
韦伯端起咖啡杯，暖了暖手，没有回头，声音很轻：
"今天下午我去看了那间实验室。五百平米，恒温恒湿，地板是防静电的，通风管道全部是新装的。隔壁那间办公室，六张桌子，六台电脑，还是最新款的苹果机。贝克尔，在耶拿的时候，我们申请了三年都没有批下来一台新电脑。“
贝克尔沉默了一会儿：”那咱们的机器呢？设备不是还没有运到吗？"
"快了。“韦伯终于转过身来，脸上浮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刚才那个姓黄的中间人来电话，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