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小木屋里躲了两个月，看着山下的世界天翻地覆。1945年5月，德国投降。6月，他在小镇的报纸上看到纽伦堡审判的消息，看到那些熟悉的纳粹高官被押上法庭。
他也看到了关于“乌鸦计划”的报道——盟军发现了部分文件，但核心资料和主要负责人不知所踪。报道里提到了他的名字：卡尔·施密特博士，“乌鸦计划”最年轻的成员，可能已经死亡。
他确实“死亡”了。那个抱着资料箱跳车的年轻科学家，死在了1945年春天的阿尔卑斯山。活下来的，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秘密的赎罪者。
老猎人收留了他，教他打猎、采药、在深山里生存。卡尔改了名字，自称“汉斯·米勒”，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普通人。但他没有真正隐居——他去了那个秘密观测站。
观测站建在山腰的隐蔽处，从外面看就像个废弃的气象站。卡尔用记忆中的密码打开门，里面果然藏着“乌鸦计划”的核心：几十箱实验数据，几百份组织样本，还有……十二个还在低温保存中的实验体大脑。
看着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大脑，卡尔跪在地上呕吐。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家庭，有梦想。现在，他们只剩下一团组织，被编号，被研究，被遗忘。
他决定留下来。不是继续研究，是看守——防止这些可怕的东西再次重见天日。
第一年最难熬。孤独，寒冷，还有无尽的噩梦。他常常梦见那些实验体的眼睛，梦见自己穿着党卫军制服站在实验室里，梦见穆勒教授说“科学需要牺牲”。
有一次他差点自杀。站在悬崖边，看着下面的深渊，想着一跃而下就能解脱。但最后没跳——因为他想起那个苏联战俘说的“谢谢医生”。也许他的活着，就是对那些死者最后的尊重。
1948年，山里来了不速之客。
那时卡尔已经习惯了山民的生活，胡子拉碴，穿着破旧的猎装，看起来和当地猎人没什么区别。他在设置陷阱时，听到林子里有陌生的脚步声——不是猎人轻巧的步子，是皮鞋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他躲到树后，看到三个人走进视野。两个穿着美军制服，一个穿着便装，但气质明显不是普通人。他们拿着地图和指南针，用英语交谈：
“根据情报，应该在这附近。”
“那个德国科学家真的把东西藏在这里？”
“穆勒在审讯中交代了，但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
卡尔的心沉了下去。穆勒教授还活着，而且交代了观测站的存在。美国人找来了。
他悄悄退回观测站，用最快速度把最核心的资料转移到后山的山洞里，用炸药封住入口。然后回到观测站，等着。
美国人三天后找到了这里。他们撬开门，看到了空荡荡的实验室和那些明显被搬空的箱子。
“有人先来过了。”一个美军军官说。
穿便装的男人——后来卡尔知道他是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的特工——仔细检查了现场，在角落里发现了卡尔故意留下的一本实验日志。日志是德文的，但最后一页用英文写了一行字：
**“这一切应该被埋葬。为了所有死去的人。**”
特工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同伴说：“烧了这里。报告上写：观测站已被废弃，未发现有价值资料。”
他们真的放火烧了观测站。卡尔躲在远处的树林里，看着火光冲天，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他知道，事情没完。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穆勒教授可能还在某处活着，“乌鸦计划”的阴影不会因为一场大火就消失。
果然，1950年，卡尔在苏黎世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几个前纳粹科学家在阿根廷成立了一个“生物医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就是汉斯·穆勒。
“乌鸦”没有死，它只是换了个名字，飞到了南半球。
卡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一个人守不住这些秘密，他需要帮助。但谁能信任？美国政府可能想利用这些技术，苏联更糟。他需要一个真正想埋葬这段历史，而不是利用它的力量。
他想到了那些受害者的国家。也许，也许有人愿意为了正义，而不是利益，来处理这件事。
1951年春天，卡尔做了个冒险的决定。他带着部分最关键的证据——包括那些实验体名单和照片——秘密前往巴黎，求见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前领导人。
会面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地下室。那位前领导人已经六十多岁，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他看着卡尔带来的照片，脸色越来越苍白。
“这些都是真的？”他声音颤抖。
“真的。”卡尔低下头，“我就是参与者之一。我来，不是为了请求宽恕，是为了把这些证据交给应该保管它们的人。求您，别让这些东西再害人了。”
老人看了他很久，最后说：“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