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砚辞看着她。
此刻的苏晚晚不再是那个在舞台上轻盈旋转的芭蕾舞者，也不是那个蹲在车边认真记笔记的学生。她是冷静的策划者，眼神里有种不顾一切的决绝。
“为什么？”他问，“为什么为我做到这一步？”
苏晚晚没有立刻回答。
她走到那盆绣球花前，手指轻轻触碰枯黄的叶子。
“因为我讨厌不公平。”她背对着他说，“讨厌那些在暗处操纵别人命运的手，讨厌他们毁掉美好的东西，还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她转身，眼睛在昏暗光线里亮得像淬火的钢。
“而且江砚辞，你还没教我如何在真正失控时救车。在那之前，我不允许任何人赶走我的老师。”
那天傍晚，他们开始制定计划。
苏晚晚负责搞定两人的签证加急——她用“国际艺术交流”的名义，通过国家大剧院的外事渠道申请商务签，三天可取。
江砚辞负责整理所有法律文件。在翻找母亲遗物时，他在一本旧《圣经》里发现了一张夹着的机票存根：苏黎世往返，三年前的那个日期。
存根背面，母亲清秀的字迹写着一行德文：
“Für inen Sohn, die Wahrheit.”（给我的儿子，真相。）
他的手微微颤抖。
苏晚晚接过存根，仔细看了看。
“她是一个人去的。”她轻声说，“经济舱，靠窗座位。飞行时间十二小时，她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吧？”
江砚辞想起母亲最后几个月的模样：消瘦，但总是挺直脊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从未抱怨过疼痛，只是常常看着他，眼神里有太多他当时看不懂的情绪。
“我得去趟老房子。”他说，“可能还有别的线索。”
“我陪你。”
“不用——”
“需要。”苏晚晚坚持，“如果徐朗或陆文渊在监视你，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两个人反而安全，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对苏氏航运的千金动手。”
她说得有理，但江砚辞听出了另一层意思：她在用自己当盾牌。
“不值得。”他说。
“值不值得，我说了算。”苏晚晚已经背上包，“走吧，趁天还没黑。”
江砚辞的老房子在南城老城区，一栋七十年代的红砖楼三层。母亲去世后他就搬了出来，房子一直空着，每月请人简单打扫。
楼梯间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老人家的饭菜香。路过二楼时，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是小辞啊？好久没回来了。”
“刘奶奶。”江砚辞点头致意。
老太太的目光落在苏晚晚身上，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是……女朋友？”
“朋友。”江砚辞抢答。
老太太却笑了：“挺好，挺好。你妈要是看见，肯定高兴。”
门打开，灰尘在斜阳中飞舞。
房间保持着三年前的样子：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江砚辞从小到大的奖状和照片，从卡丁车冠军到F1领奖台。柜子上摆着几个奖杯，最中央的那个已经蒙尘——那是他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奖杯，母亲当时哭了。
苏晚晚安静地环顾四周，目光最后停在墙上的一张合影上。
江砚辞大概十二三岁，穿着脏兮兮的赛车服，搂着一个笑容温婉的女人。背景是某个郊区的卡丁车场，远处能看到生锈的护栏和褪色的广告牌。
“你母亲很美。”她说。
“嗯。”江砚辞开始翻找书桌抽屉。
苏晚晚走到书架前。大部分是工程类书籍，但也有文学和诗集。她抽出一本《里尔克诗选》，翻开，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
叶子背面写着一行日期：2005.10.28。
她记得这个日期。新闻里报道过，那天江砚辞在亚洲卡丁车锦标赛上夺冠，是当时最年轻的冠军。
母亲把儿子夺冠那天的落叶，夹在了里尔克的诗里。
诗的那一页，被折了角。句子被铅笔画了线：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同时又不抱持任何希望。……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当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同时又知道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
苏晚晚的鼻腔突然发酸。
她把书放回原处，继续查看。在书架最底层，她发现了一个硬皮笔记本，封面没有字。
翻开，里面是母亲的手账。
不是日记，更像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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