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穿过山海关，越过黄河长江，一路向南，烧到了北平，烧到了上海，烧到了每一个还有热血的中国人心里头。
北平，燕京大学。
未名湖畔的柳树还没绿透，但这校园里的空气，已经烫得让人坐不住了。
布告栏前围得那是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哪怕是平时最文静的女学生，这会儿也踮着脚尖往里挤。挤在最里面的，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男生，手里挥舞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号外《大公报》，嗓子都喊劈叉了：
“同学们！听听！都听听！这才是咱们中国爷们儿该说的话！张少帥说了：‘对于强盗，唯一的道理就是拳头！’咱们东北军把小鬼子赶下海了！旅顺回来了！大连回来了！这是甲午以来，咱们头一回把腰杆子挺得这么直溜！”
“好！”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那声音震得树上的麻雀都扑腾着飞走了。
“同学们！”那个瘦高个男生一把抹掉额头上的汗，直接跳上了一张石凳，摘下眼镜，眼神狂热得吓人，“咱们在这儿读圣贤书，学‘格物致知’，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报效国家吗？现在，南京还在那儿磨磨唧唧搞‘外交辞令’，可东北那边已经真刀真枪地干上了！那边正在搞大建设，缺工程师，缺医生，缺老师！咱们还能心安理得地坐在书斋里，为了几个学分斤斤计较吗？”
“不能！”底下的回应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那咱们该怎么办？”
“去东北！投笔从戎！建设新中国！”
同样的场景，在清华、在南开、在复旦，在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里都在上演。
那个年代的青年，心是热的，血是烫的。
他们不需要哪怕一张正式的动员令，只需要一个希望，一个能让他们看到国家还有救的希望，就能义无反顾地把命都搭进去。
上海，法租界的一家高档西餐厅里。
柔和的小提琴声掩盖不住角落里的争论。
赵望舒放下手里的刀叉，看着窗外繁华却充满屈辱的十里洋场，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对面坐着的，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淑英。
“望舒，你怎么了？是不是厂里的洋人经理又给你气受了？”淑英有些担忧地看着丈夫。
赵望舒是个留德归来的机械工程师，在一家英资纺织厂做技术主管，薪水优厚，出入有车，在这个年代算是妥妥的“金领”。但他过得不开心，很憋屈。洋人经理看他的眼神，永远像是在看一个高级工具，那种骨子里的傲慢，让他每一次呼吸都觉得刺痛。
“淑英，”赵望舒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推到妻子面前，手微微发抖，“你看看这个。”
那是关于东北兵工厂扩建、急需技术人才，以及张汉卿那篇演讲的报道。
“我想辞职。”赵望舒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桌面上，“我想去奉天。”
“去奉天？”淑英惊呼一声，赶紧压低了声音，看了看四周，“你疯了？那边刚打完仗，兵荒马乱的。咱们在上海有房有车，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去那苦寒之地干什么？万一……”
“日子好？”赵望舒苦笑一声，指着窗外那个正在被印度巡捕用警棍驱赶的黄包车夫，眼睛红了，“这就叫日子好？在洋人眼里，我是高级买办，是技术走狗！我学的那些造炮、造机器的本事，就是为了帮他们修纺纱机、赚咱们中国人的钱吗？”
他猛地握住妻子的手，眼神灼灼：“淑英，我在德国的时候，见过那种工业的力量。现在，张少帥在东北搞重工业，搞钢铁厂，搞兵工厂！那里有德国的设备，有最新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工厂！我想去造炮，我想去造坦克！我想让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也能像这钢铁一样硬起来！”
妻子看着丈夫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沉默了良久。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平时温文尔雅，但骨子里是有傲气的。把他困在这个安乐窝里，他这辈子都不会快活。
最终，她叹了口气，反握住他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却笑了：“去吧。家里的细软我来收拾。既然是给咱们自己国家干活，哪怕是去关外吃糠咽菜，我也认了。”
像赵望舒这样的人，成千上万。
山海关的铁道线上。
通往关外的火车，以前那是运煤、运大豆的，或者是逃荒的难民坐的，车厢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绝望的酸臭味。可现在，这列火车像是被施了魔法。
车厢里依旧挤，挤得连脚都插不进去，汗味、烟味混在一起。但没人抱怨，没人生气。
挤在这里面的，有穿着长衫的学生，有提着皮箱的工程师，有背着行囊的技术工人，甚至还有拖家带口的教书先生。
“哎，老兄，你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