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牛蹲在田埂上，看着拖拉机在地里穿梭，忍不住感叹：“这玩意儿真厉害！以前用牛耕地，一天顶多耕两亩，这铁家伙一上午就耕了十亩！”根生笑着说：“这只是开始。现在国家给社里发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着咱们添农具、搞生产，只要咱们好好干，以后社里也能有自己的拖拉机、收割机！”
夕阳西下，拖拉机的“突突”声渐渐远去，社员们扛着锄头往家走，脸上都带着笑。显秀牵着显关的手，路过晒谷场时，看见方香和方荷在帮祖兰收玉米。显关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他和方香一个班读书，和方香讲今天学的算术题；显秀则接过方荷手里的玉米，两人配合着剥起了玉米。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晚霞绚烂，构成了一幅温馨的乡村画卷。
夏天插秧时，乡联社又派来两台插秧机。插秧机在田里穿梭，秧苗整整齐齐地插在地里，比人工插秧快了好多倍。根生跟着插秧机走，心里盘算着：以前两个人插一亩田要一天，现在一台插秧机一天就能插五六亩，这要是推广开，社员们就不用再弯腰插秧累得直不起腰了。
显关这年十二岁，已经能帮着家里干些轻活。放学后，他会去地里帮根生捡地里的石头，或者给社员们送水。有次他看到插秧机，围着机器转了好几圈，问根生：“爹，这机器是咋做的？咋能插这么快？”根生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这是城里的工厂造的，等你以后读好书，也能造这么厉害的机器。”显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埋下了“读书造机器”的念头。
这年年底，高级社的收成创了新高，每户平均分了一千二百斤稻子、二百五十斤玉米，还有六十多斤棉花。根生家分的粮食堆了半间屋，秀莲笑着说：“这下好了，明年再也不用怕饿肚子了，还能给显关做件新棉袄，给显秀扯块布做条新裤子。”显秀听了，一脸期待的样子，显菊和显珍则拉着秀莲的衣角，嚷嚷着也要新衣服。
1956年冬天，方庭初中毕业，被安排到村小当老师，那时文化人奇缺。他第一次领工资，就给祖兰买了双新布鞋，祖兰的小脚穿惯了自己做的鞋，新鞋有点松，却还是天天穿。旺谷笑着说：“咱庭儿有出息了，能给娘买鞋了。”方香看着方庭，心里也盼着自己快点长大，能帮家里多做点事。
1957年的春天，村里刮起了“鸣放”的风，号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几个社员觉得高级社的记工分不够公平，比如妇女干重活和男社员一样累，却只能记八分，就提了出来。
没想到没过多久，“反右”开始了，提意见的几个社员被打成了“右派”，不仅被批斗，还被派去山里采石。根生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他找工作队的人说：“他们就是提了点意见，也没犯啥错，能不能别这么对他们？”工作队的人瞪了他一眼，说：“根生，你可别跟着瞎掺和，小心也成‘右派’！”
根生没敢再说话，却偷偷帮那几个社员的家人。有个叫赵老四的社员被派去采石，家里只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根生就经常让秀莲给他们送点粮食，自己则帮着他们种地。赵老四的老婆感激地说：“根生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俺们娘仨不知道该怎么过。”根生说：“都是一个社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根生帮了不少这样的家庭。
这年夏天，显关考上了乡上的中学，他和漆家的小女儿漆方香又成了同班同学。开学那天，根生挑着显关的行李，一头是棉被，一头是米，送他去中学。路上，根生嘱咐显关：“到了中学更要好好读书，别跟人吵架，缺啥就给家里说。”显关点点头，说：“爹，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
早在1952年，中国现代高考制度正式建立，教育部决定全国高等院校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考试。
当时采用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方式，早期借鉴苏联模式，科目设置和内容随国家需求和教育政策调整变化较大。
1953年，国家出台了对考生的政治审查制度，各高校录取后还要对新生进行政治、健康复查。1957年，高等教育部曾设想改为由高等学校联合或单独招生的办法，但多数学校主张维持原来的统一招生形式。
根据高教部发布的《一九五三年关于报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审查的通知》和《投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审查问题》，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不能报考：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若发现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