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和痛苦折磨着我的内心，但那时我只想着如何能活下去。
1942年3月，梳着月代头的日本佬彻底接管了这间教堂和后方的医院，这里唯一的洋人神父乔恩被接回英国。
一墙之外，大地震颤，人们被笼罩在硝烟之中，嘶声裂肺的哭喊时常伴随着枪响传入教堂。无论外面如何的嘶喊，也得不到一丝回应。
我藏在教堂里苟且偷生，不断的暗示自己强迫自己认同自己修女的身份。两周后，我被安排进入了卫生院，给那里的医护工作者做祷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新来的医生护士都来自日本，除了管理者院长。
院长私底下称呼这帮人是“臭虾萝卜头”，当面却跟秦桧一样，一脸奸相。我虽然没读过书，但也知道外贼易挡，家贼难防这样的道理。
他心里有什么算盘，打了什么主意，目的是什么，我无所得知。
不过，我很清楚一件事，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特别是这种两面三刀的畜生。
不久后，卫生院接连送来许多妇女。她们有的被诱骗进来做工，有的是亲人送来治病，更有的年纪尚小，性格内向。
她们的内敛和孤僻被当成是疯子。
但凡进入到卫生院里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离开。包括来这里的医护工作者，无一例外。
从这时开始，曾经用来抢救病人的治疗中心响起了惨绝人寰的哭声。我难以想象，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不敢好奇，也不敢踏进门诊大楼一步。
直到1942年春天，卫生院正式更名为高屋精神病院。一个叫阿梅的女人从住院部逃了出来，我在教堂的连廊后发现了她。她见我一身修女长袍，扑通一下朝我跪下，以为遇见了可以救她脱离牢笼的救命稻草，生满疮的脸露出乞求的表情，她请求我帮忙联系住在浅水湾参与防卫工作的丈夫来接她出去，说这里的妖魔恶鬼将她们的肚皮剜开，取走了里面的东西。
就在这天，我意识到所谓的精神病治疗只不过是日本人用来掩盖罪恶的障眼法。我深知事情的严重性，死去的我好像在这一刻又活了回来，我看着胸前刺眼的十字架，阿梅的哭声不断的刺激着我，我羞愧难当，她哀求的眼神仿佛给了我一个巨响的巴掌。
我想帮她，我得想办法带着阿梅的口信到浅水湾。
两日后，得到机会出去的我被现实狠狠又甩了个耳光。战火后萧瑟荒凉，满城街道都是高高堆砌的沙袋。这时的政府已然力不从心，秩序解体，乱成一锅粥。最后，我多番打听，依旧未能找到阿梅的丈夫。
有人说，他在一次狂轰滥炸中死去。
治疗中心的护士看管得十分严格，我无法将这信息告知阿梅。
我依旧每日做祷告，治疗中心的惨叫也照常传来，扰得我无法安睡。我起身往教堂走去，在连接医院的回廊竟然看见了满身是血的阿梅。她身后的不远处，还有拿着手电筒的护士。
我对上阿梅的目光，她的脸已经变形，皮肤溃烂到我差点无法认出。她蜷缩在灌木丛中，无声地对我摇头。我捏紧胸前的十字架，看着一点一点靠近的护士，紧张得浑身颤抖。
那几个护士手里缠着铁链和钩子，这让我响起了菜市场猪肉铺，我惊恐地向后退。铁链拖在地面摩擦出长长的当啷声，人影渐渐逼近。我发出的声音惊到了护士，下一秒，几束强光射到我的脸上，我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泛白，急忙抬手挡在眼前，大喊：“是我！苏！”
护士看清是我，转过身跟一旁的人嘀咕了几句，我听不真切，不清楚她们都说了些什么。
片刻的时间，攥着钩子的护士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我害怕地连连摇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她们要对我动手了？我当时脑海中只有这一个想法，我急忙搬出《圣经》中的句子，一个劲的做十字手势。恐惧占领了理智，我看向躲在灌木丛中的阿梅，她跪着求我，双手合十。
我不停地发抖，本能的求生，我不敢再看她第二眼，我盯着护士，缓缓伸出食指指了指我的斜下方。
“……她，她在那里。”
从这晚后，我再也没见过阿梅，我对她的信息所知寥寥无几。
我的余生只剩下忏悔。
只是没想到，我的报应这么快就来了。
恩慈的妄想，就是我的噩梦。
恩慈是高屋精神病院记录在册的第一个病患，她患有极其严重的妄想。她的存在是为了保全家族的血脉和传承，赵家并不与外族人通婚，恩慈生来便是延续火种的工具。
自从阿梅消失后，治疗中心的哭声也跟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每到夜晚地底下发出的沉闷的脚步声。偶尔我会看见门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