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觉得自己这点成绩有些拿不出手了，害怕给老师丢脸。
看到他们这样，方郁雾突然想起了上辈子的老师经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
“你们在学术界对我毫无威胁，但在教育局让我身败名裂。”
方郁雾笑了笑，“你们非常优秀，要对自己有信心。”
飞往东南亚的航班上，十三名学生的心情复杂。
既有即将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兴奋，也有对未知环境的忐忑，更有对自己能否胜任的担忧。
方郁雾这次没有与他们同行，她将在三天后抵达。
带队的是一位张江实验室的资深研究员，也是“普罗米修斯-零”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
“方教授让我转告各位，”在飞机上，带队老师传达了方郁雾的话。
“这次不是实训，是实战，你们将在真正的国际科研环境中工作，与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合作。
多看，多学，多思考，但也要有自信，你们接受的是中国最顶尖的科研训练。”
东南亚联合实验室坐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园区中，现代化的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但学生们很快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里的安保级别极高。
多重门禁、身份验证、24小时巡逻，与校园实验室的氛围截然不同。
报到第一天，实验室主任亲自接待了他们。
主任是一位法国籍的著名病毒学家，曾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多年。
“欢迎，年轻的科学家们。”主任的英语带着法语口音。
“方博士多次向我推荐你们，说你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才。
未来一个月，你们将被分配到不同的研究组，参与正在进行的前沿项目。”
分配结果很快公布：吴潇和王珊进入“虫媒病毒与神经系统相互作用”课题组。
赵昊和孙颖进入“热带病原体进化动力学”建模组。
其他人也被分配到了免疫学、药物筛选、公共卫生策略等不同方向。
每个课题组都由多国科学家组成。
吴潇的组里有来自德国、日本、巴西和本地的研究人员。
王珊的组里有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的同事。
工作语言是英语，学术交流中夹杂着各种口音。
最初几天，学生们感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不仅是国家文化，更是科研文化的差异——欧美科学家更直接，敢于质疑和争论；日本科学家注重细节和流程；本地科学家对实际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他们自己，作为最年轻的成员，又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级别的国际合作，不免有些拘谨。
转变发生在第三天。
这天，课题组讨论一个实验设计方案，关于如何验证某种新发现的虫媒病毒能否通过特定机制影响血脑屏障。
讨论陷入了僵局，现有的几种方案都有明显缺陷。
一直安静旁听的吴潇，在经过反复思考后，举起了手，“我可以提出一个想法吗？”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身上。
德国组长点点头：“当然，请讲。”
吴潇走到白板前，用清晰的英语开始阐述。
“现有方案的问题在于，要么无法模拟体内的复杂微环境，要么无法实现实时动态观测。
我建议结合两种技术：一是使用类器官培养系统构建三维血脑屏障模型，二是引入微流控芯片技术实现动态灌注和实时监测。”
他一边说，一边画出了设计草图。
“这样，我们可以在接近生理条件的动态环境中，精确控制病毒暴露的剂量和时间，并实时监测屏障通透性的变化和免疫应答。”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日本研究员推了推眼镜。
“类器官培养结合微流控芯片……这个思路很新颖。
但技术难度很大，特别是实现长期稳定共培养。”
美国研究员吹了声口哨，“哇哦，年轻人有想法，我喜欢这个方案。”
德国组长仔细审视着草图，最终点头。
“有创意，也有可行性，吴，你愿意牵头设计这个实验的详细方案吗？”
“我愿意。”吴潇坚定的回答着，心跳加速，心脏在胸腔里猛烈的跳着，就像跑了两千米。
同一天下午，在另一个课题组，王珊在分析一组复杂的测序数据时，发现了一个被其他人忽略的模式。
某种病毒株的变异似乎不是随机的，而是沿着特定的“适应性路径”演化。
她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演化模型，预测了下一步最可能出现的变异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