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的锤子、扳手、几卷铁丝被收拢在一起，整齐地靠在墙边。孩子们用粉笔画在地上的跳房子格子确实被雨水冲淡了，但有人用新的粉笔，沿着原本模糊的痕迹，重新描了一遍。线条比孩子们画的要直，要规整，显然是成年人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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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正在空地一角，蹲在一个用旧油桶改造的新烧烤炉前。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
“艾拉小姐，”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你看这个，我改进了。火道更合理，热力均匀，还能省炭。”
他的英语依旧带着口音，没有寒暄，没有多余的问候，仿佛艾拉这几天的低沉只是繁忙日程中一次普通的间歇。
“很好，”艾拉走过去，仔细看着那些粗糙但实用的改造，“辛苦您了，李先生。”
“不辛苦。”老李摆摆手，又低头去拧一颗螺丝，“大家高兴。周末咱们再试试这个，烤肉肯定更香。”
正说着，几位在附近做清洁的妇女拎着水桶和拖把经过。看到艾拉，她们自然地停下脚步。
“艾拉小姐，早。”其中一位说，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码头搬运队，“昨天我家孩子还说，想再来教堂写作业，他说比公共电视间安静。”
“随时欢迎。”艾拉说。
“您那件外套的扣子是不是松了？”另一位妇女眼尖，指了指艾拉衬衫最下面那颗有些摇晃的纽扣，“等下我给您缝两针，很快的。”
她们就这样站在晨光里，闲聊了几句天气、孩子、码头上新来的监工有多苛刻。没有人在眼神里流露出刻意的关心或担忧，没有人用那种“你经历了可怕的事”的语气说话。她们只是……平常地对待她，仿佛她前几天的苍白和失神，不过是累了，歇一歇就好。
这种“不戳破的平常心”，本身就是最东区的关怀——我们不谈伤口，我们只给你一个继续正常生活的空间。
她们离开后，艾拉正准备回教堂，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孩子。”
她转身。是老沃尔特，码头年纪最大的工人之一，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但眼睛依旧锐利。他慢慢踱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油纸边缘渗出一点深色的痕迹，还冒着细微的热气。
老沃尔特没多说话，只是把油纸包递到艾拉手里。
“吃。”他就说了这一个字。
艾拉打开油纸——里面是一个烤得恰到好处的红薯，表皮焦脆，裂开的地方露出金黄绵软的瓤，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
老沃尔特没再看她，背着手，一步一拖地走开了，仿佛只是随手给了街边的流浪猫一点吃食。艾拉知道，老沃尔特住在码头附近的按日计费的廉价旅馆，一天的伙食费可能就几美元。而在东区，把有限的食物分给别人，已经是最直白的善意——我把活下去的东西分你一点，因为我觉得你需要，也因为你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