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贯钱，我不敢轻易动用。每日只啃最硬的粗面饼子，喝江里打上来的生水。如今，才真正尝到生存二字的滋味。
我必须找一条活路。码头上扛包，一天下来，肩膀肿得老高，挣的铜板却只够当晚的住宿和一张饼。
这不是长久之计。我留意到，码头往城里走不远，有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楼，三层楼阁，终日客流不息，门口的伙计迎来送往，嗓门洪亮。或许…那里需要人手。
我鼓起勇气，找到醉仙居的后门，对着那个正蹲着像是管事模样的人，说明了来意后，塞上了父亲给我留下的所有钱。
那管事抬起眼皮，上下打量我几眼，便挥挥手：“留下试试吧，管吃住，没工钱，干得好三个月后再说。”因为我读过书，会算数，而且面容端正，眼神也还清明。
就这样，我成了醉仙居最低等的学徒。
我的床，是后院柴房里用两条板凳搭起的一块旧门板，上面铺着些干草。凌晨三点，星子还亮着，就会被管事的吼声叫起。
挑水，要把后院那口大缸挑得满满当当，肩膀从火辣辣的疼到磨出厚茧。劈柴，要劈够一天所用，虎口震得发麻，打扫，前厅的桌椅要用碱水细细擦过，不能留下一丝油渍，地板要扫三遍再拖两遍，直到光可鉴人。
早餐时，我要给师傅们，掌柜的端洗脸水，晚上要端洗脚水。后厨忙起来，我被叫去洗菜、切葱姜蒜，只能碰那些最不值钱的边角料，真正的鱼肉掌腥，我连砧板的边都摸不到。
午市和晚市，是真正的考验。端着沉重的木质托盘，上面放着滚烫的菜肴，在拥挤的食客和奔跑的伙计间穿梭，既要快，又要稳，还要腰要弯。
我亲眼见过一个学徒因为洒了一盘红烧肉，被罚光了三个月后本该发的第一份微薄月钱，还挨了管事一顿藤条。
我咬着牙，把所有之乎者也的脑子清空，全部用来装酒楼的规矩。我默默地背：添酒叫续琼浆，打包叫裹食...
见着穿官服的，要躬身喊大人，声音要恭敬。见着锦衣华服的，要笑脸迎上去喊爷，态度要热络。
即便是对那些穿着寒酸的穷书生，也不能怠慢，谁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下一个高中了的老爷？后厨忌说糊了、漏了，前厅绝不能议论客人的长短。这些，都是用一次次惩罚，硬生生刻进骨子里。
我比任何人都用心。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
当别的学徒在偷懒、在抱怨时，我在心里默记菜名和价格：清蒸鲥鱼，七钱银；蟹粉狮子头，五钱银…我在观察那些老伙计如何引客入座，如何应对挑剔的客人。我甚至在收拾碗筷时，偷偷看客人剩下的菜肴，揣摩后厨是怎么搭配、怎么调味的。
一年多的杂役生涯，磨掉了我的书卷气，手上添了无数细小的伤口和厚茧。
但我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火苗，反而在压抑中烧得更旺。我开始被允许接触一些更核心的活计。比如，学着写点菜单。
当我把那份用工整小楷书写的菜单递给掌柜时，他明显愣了一下，多看了我一眼。这眼神，让我知道，我过去十年并非全然徒劳。
第二年，我终于通过了苛刻的满师考核。能独立接待一桌客人，从引座、点单、传菜到结账，一丝不乱；能准确辨认十种食材的新鲜度，能默写出醉仙居所有的菜目和价格。
我给带我的师傅，那位最初让我留下的管事，恭敬地办了一桌谢师宴，用我攒了许久的月钱，买了两斤肉，一壶好酒。
师傅喝得满面红光，回赠我一条干净的围裙和一本空白的记菜簿。摸着那本粗糙的簿子，我知道，我总算在这行当里，磕磕绊绊地，扎下了一丁点根须。
出徒之后，我成了醉仙居的正式伙计，月钱从几十文涨到了三百文。
我选择了留在前厅。这里更能接触人，观察人。我开始有意识地记忆客人的偏好。那位胖胖的王员外，爱喝温过的黄酒，每次来必点一道清蒸武昌鱼。
那位清瘦的李举人，口味清淡，最爱素炒豆苗，而且座位一定要靠窗。我把这些琐碎的信息，偷偷记在那本记菜簿上，下次他们一来，我便能抢先一步，报出他们心仪的菜式。
这种被记住的感觉，让客人们很是受用，赏钱有时也会多给几个铜板。
我不赌不嫖，省吃俭用，每一文钱都算计着花。月钱除了最基本的花销，全都仔细收好。我知道，这点钱距离开一家酒楼，如同杯水车薪，但这是我唯一的积累。
五年伙计生涯，我从生涩到熟练，因为识字、算账快，偶尔还能帮掌柜核对些简单的账目，渐渐得到了些信任。
后来，我被提升为前厅的堂头，手下管着三五个学徒和新伙计。我要安排他们轮值，处理一些小的纠纷，比如客人抱怨菜咸了，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