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是认同红党并为之向往还是单纯的因为愤怒而逃避现实？”
高木家良想了一下，很诚恳的说：
“或许二者皆有，更重要的是我收藏了反战同盟的宣传资料，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要一起努力，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
“那能告诉我，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吗？”
朱青云一直在注视观察着他的表情，他的脸上始终没有任何欺骗、说谎的迹象，唯一让他不解的是眉毛打结。
从微表情心理学观察来说，这是焦虑不安的神色，但前世，朱青云接触过一百多名此类人员，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其中四分之三的患有身患慢性病，这是一种持续的痛苦的表情。
高木家良说：“你们真的很厉害，连陆军医院的病历都能搞到手，是的，我有严重的肺病，所以经常喝酒麻痹自己。”
朱青云很关心他的病情，考虑了一下，说：“这样，我认识一位水平很高的老中医，专门治疗这种病。
我实话实说，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并不好，缺少药品，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的病治疗的差不多了，我就送你过去。
酒不要再喝了，对身体不好，现在你心情郁闷可以理解，等见到光明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朱青云和他在交流中一直很坦诚，声音温和，说的每句话都让高木家良感到很舒服，心里暖暖的。
一个人是没办法拒绝他人给予的好意和温暖，于是说：
“我可以去看一看，你回去考虑一下，下周我们在这里见面，我需要一个准确的离开时间，
如果时间太长，对不起，我会另有打算，请理解我的心情。”
“好，我们下周见面，这是诊所的地址，我替你准备了诊金，还请勿要推辞。”
朱青云写下一个地址，连同两根金条一起塞进他手里。
回去之后，朱青云先是约了王道之商量，王道之也是左右为难，说：
“情报你给了国党，说明策反此人成功，他去了红党根据地，军统那你没法交待，不给吧，我们又不能坐视抗日力量的损失。
所以，情报要给的，至于你何时撤离，听上级安排，我来配合。”
朱青云如果撤离上海，撤离军统，是件相当复杂的事，重庆红党还要对他的家属提前进行安置。
上级很快就给朱青云回电，前线的情报马上交给国党，等高木家良身体恢复一些后，有专人护送他去根据地，到时他将改名换姓。
日本军官失踪后，大多是不予宣扬，即使公开叛逃，日本人都坚决不承认，不发通缉令。
朱青云完全可以告诉国党，此人失联，疑在内部甄别中被发现，并被处决。
朱青云对王道之说：“上级就是比我们高明，看的更远，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还可以发挥一下，在接他走之前，安排一场接头爆炸案，嗯，甚至你可以上报，他为了掩护你，引爆手雷向你示警。”
“好，到时候我来安排，大不了找个日本军官多的地方，顺便再杀几个鬼子。”
戴老板在接到电报后，欣喜异常，着令朱青云让王成孝亲自带人回重庆将作战计划的胶卷和副本送来。
紧接着，又连接给朱青云发来两封电报，第一封是把高木家良的保密等级列为特等，除朱青云外，不许任何人联系他。
过了不久，又发来电报，特批给他三万美元和五十根金条，并说，不管高木家良要多少钱，都可以答应他。
朱青云暗叹，不是所有的人都要钱的，有的人把信仰看的高于生命，不愿苟活于世。
戴老板这个人为人精明、思路敏捷，但和他的委座一样，很多时候认为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四个月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青云开车接上高木家良，把他送到码头，根据地敌工部部长和高木的同乡泽田民一前来迎接。
朱青云把一个小皮包递给部长，说：“高木先生拒绝接受这笔钱，交给你吧，这是他对抗日做出的贡献。”
部长看着朱青云，这位年轻人戴着墨镜、口罩，显然是不想以真面目示人。
他很了解敌后工作，主动伸出手，说：“同志，谢谢你，期望有一天，我们能真正的见面。”
第二天，朱青云前往虹口区一家日本军官们常去的酒馆，他掐算着时间，然后，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用手帕盖在话筒上，给日本宪兵队打去电话。
说是有反日分子在这家酒馆，并正在的一名军官接头。
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稍早了一些，在宪兵队冲进去之前，就炸响了。
这枚炸弹是朱青云自己做的，放在一个精致的牛皮包里，五公斤炸药，威力足够大，把屋顶都掀掉了，酒馆里的人，非死即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