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工程师愣了一下，随即坦诚地回答：“周书记，我们最缺的是高端技术人才。虽然公司组织也牵头搞了几次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但效果不太理想。滨海的人才吸引力，跟一线城市比还是有差距，很多高端人才来了没几年就走了，留不住人，技术创新就很难持续推进。”
周瑾点点头，转身对陪同的区领导说：“人才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必须重视。组织服务发展，不能只喊口号，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找准切入点，比如联合高校搞定向培养，优化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让人才来了能扎根，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
调研进行到第二周，周瑾临时改变行程，避开了预先规划的路线，驱车前往偏远的望海渔村。这里地处滨海最南端，靠海而居，村民大多以捕鱼和海水养殖为生，当地的基层组织正在探索“海上D支部”模式，试图解决渔民D员出海时间长、组织生活难以开展的问题。
“我们村的D员大多是渔民，一出海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候甚至一个月才能靠岸，”村支书是个皮肤黝黑、手掌粗糙有力的汉子，说话带着浓浓的海风味，“组织想开个会、搞个活动，都很难把人凑齐，时间一长，组织生活就流于形式了。”
周瑾跟着村支书登上一条停靠在码头的渔船，几位渔民正在补渔网，渔网的线绳粗糙，沾满了海水的咸味。他蹲下身，拿起一根渔线，学着渔民的样子帮忙整理，一边干一边问：“出海的时候，大家都能保持联系吗？组织活动能不能灵活安排？比如利用休渔期集中开展，或者在船上用卫星电话开短会，分享学习内容？”
渔民们见这位市领导没有架子，还愿意跟他们一起干农活，渐渐放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建议：“休渔期集中学习挺好，大家都有空”“卫星电话信号不太稳，但发信息还行，可以建个群，分享学习资料”“还可以让年轻D员轮流当‘宣传员’，出海时给大家讲讲政策”。周瑾让李明把这些建议一一记下，笑着说：“你们的想法都很实在，组织活动就要接地气，符合大家的生产生活特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周瑾始终坚持轻车简从、不搞特殊。午餐往往是在社区食堂吃一碗面条，或者在路边小店买几个包子、一份盒饭，有时候甚至直接在车上解决；住宿选择的是最普通的区县招待所，房间简单整洁，没有任何额外布置；对于基层干部送来的土特产和礼品，他一概婉言谢绝，实在推不掉的，就按照市场价付钱。有一次，某县为了表示欢迎，准备了丰盛的接待晚宴，周瑾得知后，当场婉言谢绝，转而邀请几位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在县机关食堂吃了一顿简单的工作餐。“我们下来调研，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不是来享受的，”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在看着我们，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组织的形象，必须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
调研进行到第三周，周瑾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很多地方的D建工作和中心工作存在“两张皮”现象，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脱节，看似搞得热热闹闹，实则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在河溪县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时滔滔不绝，把D建工作说得天花乱坠，还拿出了厚厚的台账和照片。但周瑾随机走访几位村民时，却发现很多惠民政策落实不到位，村民反映的灌溉用水问题、农产品销路问题，说了好几个月都没得到解决。
“D建工作不能停留在纸上、挂在嘴上，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当晚，周瑾在调研笔记中郑重写道，“组织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必须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的作为和温暖，这样才能真正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一天傍晚，在望海渔村调研结束后，周瑾看到几位老人正在码头修补渔网，便主动上前帮忙。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干过农活，拿起渔网虽然不算熟练，但也有模有样。起初老人们还有些拘谨，见他手法笨拙却格外认真，渐渐放松下来，一边补网一边跟他闲聊。“周书记，没想到您还会干这个？”一位老人笑着问。“在清源工作时，经常和渔民打交道，跟着他们学过一点，”周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笑着回应，“那时候我们还组织D员志愿者，帮助困难渔民修船补网、联系销路，都是应该做的。”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渔船的剪影在暮色中渐渐拉长。周瑾坐在码头的石阶上，听老人们讲述渔业生产中的困难：海水养殖遇到病害，损失惨重；年轻人大多不愿出海捕鱼，传统渔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海产品销路窄，价格波动大，一年忙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这些最真实、最朴素的声音，都被他一字一句记在心里，成为调研中最宝贵的收获。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调研接近尾声。周瑾的笔记本已经记得满满当当，上面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随手画的示意图、标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