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其实没有说什么大道理，甚至对在场的人而言，很多都是废话。
可正是这番“废话”，让在场的这些香江商界前辈大佬感触良多。
李加诚率先打破了这份安静，他感慨说道：“林生这番话，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从六七十年代一路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敢在别人不敢出手的时候出手。
用我自己来举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在五十年代不过是经营一家塑胶厂罢了。
这行业门槛低，当时大量厂商跟风，很快便会饱和，我如果还继续稳打稳扎，那就只能一辈子被困在塑胶行业里。
所以我在六十年代初开始转型，做地产、做物业、做投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其中，六十年代中期的香江经历，其实和如今香江的处境何其相似。
当时银行爆发挤兑潮，连恒声银行都被汇沣银行收购。
大量谣言扩散，社会动荡，不少富商、外资担心局势恶化，恐慌性低价抛售土地、楼宇，大量人变卖资产移民海外，地价、房价大幅下跌，市场没人愿意接盘。
而我当时便判断这不过是属于情绪冲击，香江自由港地位、持续涌入的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危机肯定只是阶段性的。
所以我分批、持续收购市区旧楼、九龙与新界地皮、工业物业，等局势平稳后，我的资产也得到了跨越式的增长。
那时候，很多人笑我傻，说我是在接飞刀。
可等到香江后面经济腾飞的时候，那些当初笑我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手里的资产翻了几倍、十几倍。
再比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全球经济受冲击，香江市场再次承压，我继续按照以前的方法，延续思路，收缩开发节奏，择机吸纳低估资产，践行“景气高峰保守、萧条时期布局”的策略。
此事过后，我的资产又翻了数倍之多，这也让我在1977年的时候击败置地集团，拿下中环、金钟地铁站上盖项目，算是一战成名，这才有了后面沈弼全力支持我收购和记黄埔的契机。
如果没有前面那几次在低谷期的布局，我不过是香江一名普通商人，何尝有今天的地位？
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如果当年我畏首畏尾，就不会有今天的长江实业！”
李加诚的话，顿时让在场的地产界大佬们感触良多。
实际上，在场的人能有今天的成绩，实际上都和李加诚一样，都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凭着过人的胆识和精准的判断，一步步从底层爬上来的。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会往往藏在一片哀鸿遍野之中。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财富的积攒，到今天，他们居然没有以前的那股勇气，反而变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了。
这让在场不少人都觉得自己脸上发烫，他们几十年的从商经验，居然被一个年轻人点醒了。
林浩然比他们年轻了整整一两代人，却比他们看得更加通透，这种反差让他们既有些羞愧，又感到一种由衷的佩服。
李钊基也感慨地接话道：“我1948年来香江的时候，身上只带了1000港元，早期依靠黄金、外汇买卖掘金，可我一直都知道，纸币容易贬值，土地才是硬通货。
所以到50年代末的时候，我正式入局地产，和李加诚先生一样，1967年，市场恐慌，大量侨民、外资抛售物业、卖房移民，地价大幅下滑，而我却看到了机会。
我和我的团队判断短期的动荡不会改变香江人口持续涌入、住房紧缺的基本面，逆势持续吸纳九龙、港岛地皮与旧楼，等局势平复之后，这批低价土地便成了我们爆发的根基。
到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香江股市崩盘、楼市同步降温，开发商普遍收缩、不敢拿地，市场再度悲观，又是一轮“众人不敢出手”的窗口。
而我又看到了机会，择机吸纳低价资产，收购整片旧楼，零散收购之后整合整片地块重建，别人嫌收购散户麻烦，我长期坚持，拿到大量成本低廉市区地盘。
还有新界原居民土地被政府收回后获得换地凭证，市场低迷时很多人低价抛售，我又看到了机会，以成本极低的价格持续收集这些换地凭证，后面成功开发沙田、荃湾卫星城等。
可以说，我如果没有在那些低迷时期咬牙坚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鸿基。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那些在恐慌中抛售的人，把未来几十年的增长空间让给了敢于接盘的人。”李钊基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感慨。
随着李加诚和李钊基分别以自身的经历讲述了他们在历次危机中的布局和收获，在场的人无不感触良多，纷纷讲述起自己发家的经历。
一时间，会客室里的气氛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