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刘备并没有销毁《白虎通义》，而是将《白虎通义》也刊印成书。
学术之论，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应该存在而非毁灭，承认《白虎通义》的客观存在也是唯物主义论的基本思想。
而在《平乐通义》中，刘备对皇权赋予了新的定义：
皇权非“天命所授、神意所归”，而是“天下黎庶耕桑之需、社稷安固之要，聚民力而成之公权，其存废、兴衰，皆系于“民力、物资、功过”，而非“天意、神启”。
并以社会现象来论证皇权之起为“民力合聚，以济百事。”，如耕织需水利、防寇需戍边、灾年需调粮。
若民各为私、力不相合，则田畴荒芜、寇贼横行，生计无依，故而天下列国，必推贤能者总揽诸事：征民力以修渠筑路，聚粮草以济饥馑，整甲兵以卫疆土。
《平乐通义》认为此权非自天来，实因“耕桑之业、生民之需”而生，若无农耕之重、水利之要，便无统摄之权；若无戍边之急、救灾之迫，便无集权之理。
正如郡县长官因“治一县之民、理一县之务”而设，皇权不过是“统天下之民、理天下之务”的总领，皆因“事之必需”，非因“命之特殊”。
《平乐通义》又提出“皇权之正，功过验于民事，而非血统”的论点。
认为“君权天授”，实乃大谬，皇权之“正”，在“能安民生、能成大事”：
能轻徭薄赋，使黎庶“耕有其田、织有其帛”，仓廪实而衣食足；能兴修水利、整饬漕运，使“水旱无虞、粮草流通”；能抚境安民、抵御外侮，使“邻里相安、四境无扰”。
反之。
若横征暴敛，使民失其田、饿其腹；或废弛水利、漠视灾荒，使民流离失所；或穷兵黩武、耗竭民力，则“失其民本”，皇权便无正当可言。
黎庶逐之、天下易主，非“天命转移”，实乃“民力耗尽、事务不举”，皇权自然更替。
《平乐通义》更提出“皇权本质为统摄万务，而非私享之器”。
皇帝非“天子”，而是“天下之总吏”，上承“民力合聚”之需，下担“百事统筹”之责，其权不可私用。
田亩之制，需顺耕织之宜；赋役之征，需量民力之实；法度之立，需护生民之安。
正如丞相、郡守各有职守，君之职守，在“使天下民力不散、物资不匮、事务不废”。
若皇帝恃权自纵，夺民田宅、荒弃水利、苛待黎庶，则是“失其职守”，与贪官污吏无异。
天下之民共逐之！
“去其失职者，更立能任事者”，非“逆天而行”，乃是“顺民事之理”。
《平乐通义》又认为“皇权之替，失其本则亡，顺其理则兴。”
改朝换代，非是“天命改易”，而是“旧权失其本，新权顺其理”。
昔日秦亡，并非天弃，而是苛政耗竭民力、废弛民生，使耕织无以为继、黎庶无以为生；
昔日汉兴，也非天授，而是约法三章、轻徭薄赋，使民得耕织、事得兴办，民力归聚、天下归心。
故而皇权之替，在“合民力之需、成民事之务”；皇权之亡，在“逆民力之性、废民事之要”。
更迭之际，民之所向，非是“天命”，而是“生计”；天下所归，也非“血统”，而是“能任事者”。
以“民力、耕织、事务”为根，不涉“天命、神启”，皆汉世可见可感之事；“田亩、水利、戍边、赈灾”，皆是黎庶日用之务，也是皇权存废之基。
《平乐通义》又提出“人各有位、事各有职、无跪无奴，贵贱相协”，而非“君尊臣卑，上下相役。”
若是换个皇帝，这些论点显得虚伪。
刘备却不一样。
即便当了皇帝，刘备也一直致力于民生，更时常下田野与贩夫走卒、农夫渔夫闲聊了解。
刘备一手创建的凌烟军，数年以来也始终坚持“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用高级趣味掩盖低级趣味，一步步的实现“军民鱼水情”。
刘备以开国皇帝之身，立下了榜样。
至于这些论点是否会被世人认可和接受，刘备也不着急。
任何思想的都需要时间去验证和完善。
就如神学经学，也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及历代皇帝的推崇，才让学术思想演变成“无神不讲经”的极端程度。
随着《平乐通义》的传播，富含唯物主义思想的《平乐通义》也在中原诸州大量刊印传播，直接在大汉诸州郡掀起了滔天巨浪。
“皇权不看天命而看民意，皇权失其本则民可逐之，难道说只要有民意，人人都能当皇帝？”
“皇权乃天授之柄，岂容以‘民力’‘耕织’妄议？无天命纲常，臣何以事君、民何以安身？刘备这是要掀翻纲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