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繁重的体力劳动本就是生活常态。与饥饿、战乱、朝不保夕的恐惧相比，眼前的脏和累，反而显得变得无足轻重了，甚至带着一种“付出即有回报”的踏实感。
每运走一车，那碍眼的垃圾山就矮下去一截，离干净整洁的家园就近了一步。这种看得见的改变，本身就能激发出惊人的力量和热情。
陈禾被这种氛围感染了。甩开膀子，加入了挖土装车的行列。铁锹柄很快磨得手心发烫，腰背也开始酸胀，但看着身边的同伴，看着那在众人合力下一点点“消瘦”下去的垃圾山，心里那股无力的感觉，渐渐被一种更强大的情绪取代。
南锣鼓巷的运输车队，板车、独轮车、三轮车，加起来几十辆，围绕着最大的一座垃圾山，开始了持续数日的攻坚战。车轮辚辚，脚步纷沓，号子声、铁器碰撞声、指挥吆喝声，交织成一曲粗糙而充满生命力的劳动交响。
十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当最后几车垃圾被推走，填进城外早已废弃的战壕沟壑，原本垃圾山耸立的地方，豁然开朗，露出一片久违的、平坦的空地。夕阳的余晖毫无遮挡地洒在那片新露出的、带着新鲜翻动痕迹的土地上。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嗓子：“没啦！搬没啦！”
瞬间，所有参与了这场攻坚的人，无论手上还拿着工具，还是刚放下车把，都停下了动作。他们望着那片空地，愣了几秒钟，随即，巨大的欢呼声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猛然爆发出来！
陈禾也被感染了，只要努力去干，围绕我们身边的困难何尝不是像这样的垃圾山一样，总是会被搬走的。
除了投入一线的搬运，陈禾作为委员，还有其他的责任。
每隔十天半个月，总要抽出时间，拿着阎埠贵那边更新的片区划分图和进度表，去各个责任片区巡视检查。
陈禾走街串巷，看各院负责的胡同段是否清扫得彻底，墙角沟边的陈年污垢有没有铲除；看划定的公共片区，垃圾清运是否按计划进行。听各个院的积极分子反馈，人手够不够，工具缺不缺，街坊们有没有什么怨言或建议。
发现问题，尽量当场协调解决。缺什么少什么，都记下来，回头找石主任从街公所协调或想办法租借。这也确保了南锣鼓巷的清洁进度，能够基本按照最初的规划，有序地向前推进，很少出现停滞或扯皮。
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指导公共厕所的修缮。
这件事街坊们，尤其是妇女们，期盼已久。陈禾心里有个大概的样板，不是多么高级，而是借鉴了记忆里八九十年代北方常见的那种简易旱厕格局。
找来负责此事的刘海中，两人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图，反复商量。最终定下的方案是，选好位置，挖一个长方形的大深坑，坑壁四周用清理垃圾时挑拣出来的、相对规整的碎石块仔细垒砌、夯实，防止塌方。坑上，用从旧房基或废墟里起出来的长条石搭盖，条石之间留出蹲位的空隙。
最关键的，是在厕所中间砌起一堵隔墙，将空间一分为二，明确分出男女两边，每边预留四到五个坑位。厕所外围，砌起两米多高的砖墙，顶上上椽子，铺上瓦片，好歹能遮风挡雨。厕所门做成回形，不开在临街一面，而是开在背面，这样，街上行人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形，最大限度地保护如厕者的隐私。
材料是最大的难题。水泥是稀缺物资，想都别想。地面只能将就，用破碎的砖头、瓦砾、小石子混合着泥土尽量铺平、压实。砖石瓦片，除了从垃圾堆里像淘金一样仔细分拣出一部分，主要靠“凑”。
街公所协调来一些，更多的是街坊们自发贡献。刘海中带着人，挨家挨户询问，动员。谁家修房剩下的几块砖，垒鸡窝没用完的石头，甚至孩子玩废的瓦片，都拿了出来。
东家三块，西家五块，你出几根旧木椽，我捐几块青砖。。。就这样，像燕子衔泥筑巢一般，一点一滴，硬是把几个胡同口公厕所需的材料，给凑齐了。
当然，运动能如此顺利推进，离不开前期的周密动员，也离不开持续的鼓劲。
吴刚拉来的报社记者，成了意外的“助推器”。写了数篇生动详实的通讯稿，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
“南锣鼓巷群众清洁家园热情高”、“自己动手，旧貌换新颜——记南锣鼓巷公厕改造”当带着油墨香的报纸传到街坊们手中，当那些熟悉的场景、甚至自己的身影出现在报纸的描述和模糊却珍贵的照片上时，那种被认可、被记载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任何口头表扬都无法比拟的。
它像一勺滚油，浇在了本就旺盛的热情之火上，让参与劳动的每一个人，腰杆挺得更直，干劲更加充沛。
时光在劳动的汗水和不断的改变中悄然流逝。护城河的柳枝从嫩黄变为翠绿，榆钱儿长了又落，槐花的甜香弥漫过街巷。
转眼，已是六月。
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全市清洁运动，终于到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