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秦大山将准备好的麦种缓缓倒入泥水中，用长木棒缓缓搅动。不多时，水面上果然浮起一层秕粒和杂质。他用细眼笊篱仔细地捞干净，然后又加入少量清水调节浓度，再次搅拌、捞除浮渣。
如此反复两三次，直到水面几乎再无杂物漂浮，才将沉在缸底的麦种捞出，放入清水中反复淘洗，洗去沾附的泥浆。
经过这番“泥水选种”的麦种，颗粒饱满均匀。秦大山将麦种装进一个特制的、底部有许多小孔的葫芦瓢里。他走到田边，深吸一口气，手腕有节奏地抖动起来。
金黄的麦种从瓢孔中均匀洒出，呈一道优美的扇面，随着他稳健的步伐，均匀地落进刚刚整理好的、湿润的土壤里。
秦淮安则跟在后面，用一把轻巧的竹耙，将播下的麦种，盖上薄薄一层细土，既保墒，又防止鸟雀啄食。
当最后一粒麦种被泥土轻轻掩盖，秦大山直起有些酸痛的腰背，望着眼前这片重归平整、孕育着新希望的土地，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又充满期待的神情。
冬种一粒粟，夏收万颗子。农人的希望，便在这一遍遍的弯腰、一滴滴的汗水中，深深地埋进了泥土里。
忙完了抢收、晾晒、秋播这一连串让人喘不过气的活计，时间已悄然滑入了十月中旬。从九月下旬开始算起，将近二十天的高强度劳作，几乎耗尽了每个人的力气。如今，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村里农会的干部开始挨家挨户通知，组织缴纳今年的农业税。
同样是“交粮”，气氛和心情却与之前提防“征粮队”时截然不同。先前面对“黑狗子”，是有力则武装对抗，无力则拼命隐藏，充满了愤怒、恐惧与不甘。而现在，听说红党来收公粮，家家户户的态度却变得积极主动，甚至带着一种踊跃。
陈禾亲眼目睹了这“民心所向”场景。农会收税，不是胡乱摊派，更不是如狼似虎地强征，而是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相对公平”。
收税的依据，不是按户头或者简单的人头，而是首先核查各家各户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和质量，计算大致的粮食产量。其核心原则是“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没粮的不出”。
具体操作起来，更是细致入微。农会干部会先算一笔账，设定一个人均基本口粮的标准（大约是每年三百斤左右原粮），然后从这户人家预估的总产量中，先扣除全家人口对应的口粮总数。如果家里有需要赡养的老人，还会酌情再扣除一部分赡养粮。剩下的部分，才作为计税的基础。
秦大山家今年收成不错，八亩好地加上坡地两季轮换种植，估算下来总产量大约有三千二百斤。扣除全家七口人（秦大山夫妇、秦淮安夫妇、秦淮茹、秦淮平，以及需要分摊赡养粮的秦爷爷秦奶奶）的口粮和赡养粮后，需要计税的粮食大约是一千二百斤。而农业税率定得不高，大约是百分之三。最后需要缴纳的公粮是三十六斤。
“三十六斤。。。”秦大山捏着那张算得清清楚楚的纸条，喃喃重复了一遍，脸上没有什么不满，反而有种踏实感。他对陈禾感慨道：“小禾，你住在城里，可能不知道。这要是搁以前，给秃子党交税，名目可就多了去了。
田赋、捐税、摊派。。。再加上给地主老爷的租子，七算八算，一季粮食交出去六七成那是常事，碰上心黑的，七八成也保不住。要是按那样算，咱家累死累活干一年，剩下的粮食，怕是连糊口都勉强。”
陈禾默默听着，看着秦大山和村里其他人家，或挑着担子，或用独轮车推着，将计算好的粮食送到农会指定的临时粮点。没有哭喊，没有推诿，人们安静地排队，过秤，登记。
那粮食交出去，似乎不仅仅是义务，更像是一种认同，一种对这套相对公平规则的默默支持，一种对保护了他们粮食和安宁的人的朴素回馈。
总算是将一年中最要紧的农事都安顿好了。持续的劳累过后，松弛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但精神上却有一种收获的充实与安然。秦母看着家里几个累瘦了一圈的儿女，心疼之余，便盘算着要好好做一顿饭，既是慰劳，也是庆祝这来之不易的丰收，便让秦大山第二日去赵振山猪场帮工的时候买几斤肉回来。
“明儿个我去赶集，买点好的，咱们也吃顿像样的！”秦母一锤定音。
赶集的日子，定在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清晨。十月中旬的华北平原，暑热早已退去，严寒尚未到来，正是一年里最舒爽宜人的时节。天刚蒙蒙亮，才五点钟，秦母就窸窸窣窣地起床了。陈禾本就觉轻，加上对这时候的农村集市充满好奇，也立刻跟着起身。
出发时，晨曦微露，空气清冽。秦母和大嫂李梅花挎着篮子走在前面，小声商量着要采买的东西。小弟秦淮平最是兴奋，像只出笼的小鸟，在前面一路小跑，不时回头催促。陈禾和秦淮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后面。
因为赶集走的都是乡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