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并无害处，何须尔等多言？”

    更让许多官员感到困惑甚至暗自松了口气的是，除了这项“私事”和西北军务等少数几件他亲自过问的事情外，皇帝对于中枢内阁处理的日常政务，几乎采取了完全放权的态度，奏本递上去，基本都是“依议，准奏”。这种看似“怠政”的表现，与他在转移宫廷珍宝一事上表现出的惊人执着和行动力，形成了诡异的反差。

    于是，质疑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

    毕竟皇帝没有动用国库的钱，用的是抄没阉党的“私房钱”；而且这种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流民，缓解了社会矛盾。再加上皇帝在“公事”上对内阁的“尊重”，许多人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是少年天子性情古怪，喜好折腾他的“私产”。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与顺从之下，一种难以言喻的、越来越浓的怪异气氛，开始在整个大明朝野弥漫开来。

    西北的烽火，皇帝诡异的搬家，朝堂上这些看似和谐实则暗藏机锋的权力格局……一切都预示着，风暴正在积聚，而方向，却无人能够看清，无人能够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