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调研成果，孟寻组织团队开始起草《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初稿。
这份文件旨在为未来的数据要素市场和国家数据治理奠定顶层设计。
草案在“数字办”内部讨论时，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孟寻坚持其“分级分类、权责清晰、安全可控、流通有序”的框架，并特别强调了公共数据的有条件无偿开放共享和加强对大型平台企业数据垄断行为的规制。
这两点，直接触碰了敏感神经。
支持工信思路的同事提出：
“公共数据开放涉及安全风险，且很多数据是相关部门投入资源形成的，完全无偿是否合适？
对平台企业的规制，尺度如何把握？
会不会影响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来自偏向企业视角的智囊则警告：
“过于强调反垄断和公共数据开放，可能会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导致资本观望，与当前‘稳增长’的基调是否相符？”
甚至连领导小组内部，也有不同声音。一位资深的副主任私下找孟寻沟通：
“谢寻啊，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但步子是不是可以稍微稳一点？
有些利益格局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不是可以先在一些非核心领域试点，逐步推进？”
孟寻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他的方案触及了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远非简单的技术或管理问题。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办公室里的争论，更是其背后代表的庞大产业利益和部门利益。
果然，就在草案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暗处的反击开始了。
首先是一些经济类的报刊和网络论坛，开始出现“专家”文章，
讨论“数据产权界定之困”、“过度规制可能扼杀数字经济发展”，虽然不点名，但矛头隐隐指向孟寻团队草案中的相关条款。
文章引经据典，看似客观，实则充满了对严格监管的质疑和对“市场自发秩序”的推崇。
接着，一些行业协会和商会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相关部委乃至更高层反映“诉求”，
表达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暗示如果政策过于严厉，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信心和科技创新。
更让孟寻警觉的是，他察觉到团队内部似乎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一位他颇为看重、从某研究机构借调来的年轻骨干，在一次关键讨论中，态度突然变得含糊起来，对之前支持的一些原则开始动摇。
孟寻怀疑，是否有人通过其他途径对团队成员施加了影响或进行了拉拢。
压力，如同无形的网，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这不再是旗市那种直来直去的政治斗争，而是更加隐蔽、更加专业化、融合了舆论、资本和学术话语权的复合型博弈。
一天晚上，孟寻与谢楠在一处安静的茶馆见面。
“感受到压力了？”谢楠看着孟寻略显疲惫的神色，问道。
“嗯，比想象中更复杂。”
孟寻揉了揉眉心，
“涉及的利益太广，水太深。”
“这是必然的。”
谢楠给他倒了杯茶，
“你动的是很多人的奶酪。数字领域，是未来财富和权力的聚集地，谁不想掌握主导权？
江家在那边的势力虽然受挫，但他们在资本和某些学术界的影响依然存在，恐怕也不会乐见你顺利推进。”
他顿了顿，低声道：
“家里会全力支持你，但有些层面，家里也需要平衡。
最终能否推动，关键还在于你的方案能否在更高层面形成共识，证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孟寻点了点头。
他明白，自己必须更加谨慎，也更需要智慧和韧性。
他不能退缩，因为这事关国家长远发展。
但他也不能蛮干，必须讲究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找最大公约数。
他望着窗外京城的璀璨灯火，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这场关于国家数字未来的博弈，才刚刚进入中盘。
他必须顶住压力，用更扎实的研究、更广泛的沟通、更巧妙的策略，来推行他认为正确的道路。
这，或许就是他在这个新岗位上必须经历的淬炼。
面对重重阻力，孟寻意识到正面强攻难以奏效。
他决定改变策略，采取迂回包抄、重点突破的方式。
他暂时放缓了那份涵盖范围过广的顶层设计文件的推进速度，转而集中精力，
选择了一个争议相对较小、但示范效应强的领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