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奏事之时，君臣状态截然不同：宰相百官入朝奏对、陈述政务，宣宗端坐龙椅、神色肃穆、威仪凛然，气场威严凛冽，令人不敢仰视，满殿肃然、压力十足。待群臣奏报完毕、公务尽结，他即刻收敛威严、和颜悦色，放下帝王架子，主动与群臣闲谈叙旧，或问询市井里坊民生琐事，或闲谈宫廷游宴趣事，君臣其乐融融、氛围松弛，无所不谈、毫无隔阂。
闲谈片刻、松弛有度之后，他便即刻恢复严肃神色，郑重告诫满朝文武：“卿等身居高位、身负重任，当尽心履职、恪尽职守、好自为之。朕时常忧心卿等辜负朕的信任、辜负天下苍生，一旦失德误国，君臣之义尽失，他日再无相见之期！”言辞恳切、威严兼具，既有体恤之情，更有雷霆警示。
如此张弛有度、恩威交替的驭臣之术，让满朝文武常怀敬畏之心、不敢懈怠徇私。就连大中一朝最受帝王信任、秉政十年的宰相令狐綯，也曾由衷坦言：“臣秉政十年，圣恩眷顾、信任无两，可每一次于延英殿面圣奏事，无不战战兢兢、汗流浃背。”足见宣宗帝王威仪之重、驭臣之术之精。
纵观大中朝政治，李忱对待臣下极致礼遇、以诚待人、以礼待士，厚待功臣、宽容臣过、体恤辛劳，施之以恩、结之以情；同时手握皇权、严明法度、掌控权柄，驭之以威、束之以法、戒之以惧。恩足以安臣心，威足以肃朝纲，以帝王智术制衡群臣、整肃朝堂、掌控全局，后世史家将其这套成熟精妙、张弛有度的执政之道，称之为“智术治国”。
正是这套独树一帜的治国方略，让历经百年积弊的晚唐朝堂，再度迎来吏治清明、政局安定、贤臣在位、百姓安居的中兴局面，缔造了大唐末年最为璀璨的大中之治。
唐宣宗李忱一朝之所以能在晚唐乱世撑起“中兴”气象，不仅在于朝堂大政的拨乱反正，更源于其超乎常人的细密心性、躬身亲民的为政姿态，以及极致严苛的治吏法度。与晚唐多数深居大内、隔绝民情、疏懒怠政的帝王截然不同，李忱性情谦和、品性质朴，全无帝王骄奢矜傲之态，极为平易近人，待宫人身怀仁厚恻隐之心。
大明宫禁苑森严、宫人杂役数以千百，各司其职、身份低微，常年隐于深宫角落，难被帝王正视。但李忱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但凡宫中扫地、执烛、掌膳、守夜等底层杂役，只需见过一面，便能牢牢记住其容貌姓名、值守区域与所司职事，经年不忘、从无混淆错记。这份细致，让深宫卑微之人亦能得帝王记挂、备受尊重。
更难得的是，他心怀体恤、善待下人，若听闻宫中宫人、杂役身患疾病、卧榻难起，绝不会视若等闲、置之不理。每逢此时，他必会即刻传旨，命大内御医前往诊病施药、悉心医治，免去底层宫人无医无药、自生自灭的苦楚。遇有重症顽疾，他甚至会放下帝王威仪，亲自前往居所探视慰问，亲赐药饵衣物、钱粮器物，温言安抚疾苦。
古来帝王多居高临下、视仆役如草芥，这般体恤底层微末之人、躬身关怀宫人疾苦的举动，纵观历代王朝数百位君主，皆是极为罕见、难能可贵。这份发自本心的仁厚，并非刻意作秀，而是其数十年蛰伏民间、看透冷暖、体恤众生不易的真实品性流露。
李忱不仅记性冠绝诸帝，更心思缜密、洞察幽微，于细微之处辨真伪、察欺瞒，杜绝朝堂官吏敷衍舞弊、欺上瞒下。彼时朝廷度支司总管天下财赋、布帛物资，掌国库出纳实权，常有官吏借机蒙混过关、虚报账目、中饱私囊。
曾有度支官员上报国库受潮污损的布帛清单，拟定奏表呈递御前，原文本为布帛被水渍损、不堪御用。负责草拟奏章的官吏心存侥幸，认为帝王日理万机、无暇细究琐碎文字，粗心将“渍”字误写为干净之“清”字，试图蒙混搪塞、潦草交差，掩盖国库物资损耗的实情。
满朝无人察觉一字之差的破绽，唯独李忱阅览奏章时一眼识破文字谬误与背后隐情。他深知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渍”为污损废弃，“清”为完好洁净，官吏刻意错写，实则是意图隐匿国库损耗、敷衍公事、欺瞒君上。随即龙颜震怒，当即彻查此事，将所有牵涉渎职、潦草敷衍、心存欺瞒的相关官吏一一追责惩处，朝堂自此无人再敢轻视文书细则、敷衍公务。
为跳出深宫高墙、不被近臣蒙蔽，真正通晓天下民生、洞悉地方利弊、知晓官吏贤愚，李忱时常以游猎巡幸为名走出长安宫城。世人皆以为帝王出宫只为游赏山水、消遣闲暇，实则其本心全然不在游乐，而是借巡游之机深入乡野民间、走访市井村落、亲察百姓疾苦，同时实地暗访地方官吏施政优劣、为官清浊、治绩虚实，杜绝地方官员虚报政绩、粉饰太平、鱼肉百姓。
然天下疆域辽阔、州县林立，仅凭帝王一己之力巡游，终究难以遍历四海、尽知九州利弊。为全盘掌控天下民情、州县政务，做到足不出宫而尽知天下事，李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