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工商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商品交易异常活跃。在这个时期，陶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了全国各地商品交换的必经之地。它地处中原腹地，宛如一颗镶嵌在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在陆路交通方面，陶邑的位置堪称绝佳。这里为午道之所在。所谓“午道”，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简单来说，就如同现在所说的十字交汇的“黄金十字架”。这样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得陶邑成为了货物集散的中心，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货物都汇聚于此，热闹非凡。
然而，促进陶邑繁荣的交通道路，绝不仅仅局限于陆上。在水路方面，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下令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运河，即菏水。菏水的开凿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它使得当时所谓的四渎，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道交通因此联结成网，陶邑正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正好位于这个庞大水道交通网的枢纽位置。水陆兼备的交通条件，为陶邑的商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交通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当时，来自北方的畜产品，如肥壮的牛羊、精美的皮毛；南方的羽毛、象牙、颜料，带着热带的风情和异域的神秘；西方的皮革、毛织物、牦牛尾，展现出大漠的豪迈与粗犷；东方的丝织品、鱼、盐等特产，闪耀着海岸线的光芒。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都可以在陶邑买到，陶邑很快便发展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在当时，虽然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的城市有很多，但唯有陶邑被称为“天下之中”，可见其繁荣程度之高，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陶邑的繁荣成就了范蠡的伟大事业，而范蠡的定居又让“定陶”更加扬名天下。他的商业智慧和经营策略，如同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这座城市的商业土壤，让它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然而，范蠡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经商，因事杀了人，被判处死刑。范蠡心急如焚，想要救他。他精心准备，把千镒黄金装进陶罐，用牛车装载，打算派小儿子前去营救。因为在范蠡看来，小儿子不吝惜钱财，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但大儿子却坚决请求自己去，范蠡无奈，只好派他前往。最终，营救失败，大儿子带回来的竟是二儿子的尸体。这一沉重的打击，让范蠡失去了次子，也让他丧失了继续经商的志向。此时，他已年逾古稀，隐退之念渐渐涌上心头。他渴望觅一处山明水秀、民风敦厚之地而居，突然想起自己青年时期耕读砺志的虢邑莘川（今河南省卢氏县），觉得那里正是一绝佳之地。于是，他把生意委托给长子，携西施及幼子（西施所出）溯黄河而上，经汴梁、过郑州，至洛阳，复沿洛水西行，历宜阳、穿洛宁、越十八盘，再抵虢邑之莘川村（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范里镇）。登高一眺，但见一泓碧水，澄澈若镜，涟漪轻漾，景致殊美。入村之后，又见集市熙熙攘攘，贾肆繁兴，井井有条，民皆勤朴淳厚，热情友善。范蠡心有所感，营商之念复萌，遂与夫人、幼子商酌，决计栖居此地，再启商事。
范蠡在陶、隐卢期间经商成为巨富，“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其成功的客观条件，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综合素质。他在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商人的推崇，“陶朱公”的名字成为了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财富的象征。他那富有哲理的商业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被称作“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商业经营的代名词。
陶朱公的经营思想涵盖了多个方面，展现了他卓越的商业智慧。
首先是“道德经商”。陶朱公经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盘剥百姓。他深知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经营技巧，绝不搞损人利己的事情。他以道德为准则，在商业活动中坚守底线，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信任。经商致富后，他屡散家财，周济贫困，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他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国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他的行为为后世商人树立了道德标杆。
“农商俱利”也是陶朱公重要的经济理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而陶朱公却提出了“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居陶、隐卢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实行“父子耕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