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啊……”王婆婆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一天晚上，红卫兵把陈老师抓走了，说是要去县里批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被打死了，也有人说他跑了，谁知道呢？苏绣娘后来也疯了，没多久就带着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林深心里一动：“王婆婆，您还记得当年批斗陈老师的红卫兵里，有谁吗？”

    王婆婆想了半天，说了几个名字，大多已经不在世了，只有一个叫赵大柱的还活着，住在镇东头。

    赵大柱今年快八十了，腿有残疾，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听到陈默的名字，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平静：“陈默？不记得了，那时候批斗的人多了去了。”

    “可是王婆婆说，你当年也参与了批斗陈老师。”林深看着他。

    赵大柱的手哆嗦了一下，拿起脚边的茶壶喝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跟着别人瞎闹。陈默那家伙，就是个书呆子，整天抱着本书，还和苏绣娘眉来眼去的，被批斗也是活该。”

    “你知道陈老师后来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赵大柱突然提高了声音，“我怎么知道！你们别再来问我了！”他说着，猛地站起来，却因为腿疾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林深想去扶他，却被他一把推开。

    看着赵大柱慌乱的背影，林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回到文化站，找出当年的档案。青溪镇的档案保存得并不完整，“文革”时期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几本破旧的会议记录和批斗名单。

    在一份1968年的批斗名单上，林深找到了陈默的名字，旁边标注着“已押送县革委会”，后面却没有任何处理结果。他又翻找苏婉清的资料，只找到一份户籍注销记录，上面写着“1969年3月，迁往外地，原因不详”。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县博物馆的朋友打来的：“林深，你上次送来的那块布料，我们仔细看了，上面的梅花刺绣很有特点，和我们馆藏的一件民国时期的苏绣手帕针法一样。对了，布料的补丁里还发现了一张碎纸，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林深立刻驱车赶往县博物馆。那张碎纸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模糊的字：“砖窑、西坡、晚十点……”后面的字完全看不清了，但这已经足够让林深兴奋——这很可能是陈默死前收到的消息，或者是他留下的线索。

    砖窑西坡，正是尸骨被发现的地方。难道当年陈默不是被押送县里，而是被人带到了砖窑？

    他回到青溪镇，再次来到砖窑。雨后天晴，阳光洒在废弃的窑炉上，斑驳的砖墙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林深沿着西坡慢慢走，脚下的泥土松软，偶尔能看到一些破碎的陶片。

    走到坡顶，他发现一块大石头后面有个小小的土堆，土堆上长满了杂草。他蹲下身，用手拨开杂草，看到土堆表面有一些平整的痕迹，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他找来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没多久，就看到了一个陶瓷罐子的边缘。

    罐子是普通的粗陶罐，里面装着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林深打开油纸，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陈默”两个字，字迹工整有力。

    他翻开笔记本，里面写着陈默的日记，从1966年开始，到1968年10月结束。

    三、日记里的秘密

    日记里记录了陈默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一开始，他还在坚持给学生上课，后来学校被查封，他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每天都要去扫大街、批斗。他在日记里写：“我不明白，读书识字为什么成了罪过？我只是想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将来能走出这个小镇。”

    后面的日记越来越沉重，字里行间充满了绝望。他写道，红卫兵不仅批斗他，还骚扰苏婉清，说她是“反革命的情人”，逼她和他划清界限。苏婉清没有答应，反而偷偷给他送吃的，帮他处理批斗时留下的伤口。

    “婉清说，她相信我是好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相信我，真好。”

    “赵大柱今天又打了我，说我还在和苏婉清来往。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曾经那么崇拜我，现在却像变了个人。”

    “他们说要把我押送县里，可我听说，被押送的人很多都活不下来。婉清让我跑，可我能去哪里呢？我的学生还在这里，我的家也在这里。”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68年10月17日：“今晚十点，赵大柱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说是能帮我平反。地点在砖窑西坡。我知道可能有危险，但我想试试，万一真的能平反，我就能重新给孩子们上课了。婉清给我缝了新的补丁，说上面的梅花能保佑我平安。”

    看到这里，林深的眼睛湿润了。陈默哪里是去平反，分明是被骗了。那个赵大柱，一定知道些什么。

    他再次来到赵大柱家，却发现大门紧闭，敲门没人应。邻居说，赵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