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里，阻力如影随形。前几日，他刚从吏部调取《洪武二十三年京畿卫戍兵权调配册》，便有锦衣卫深夜造访翰林院，言语间暗含威胁，让他“凡事留几分余地，勿深究洪武旧事”；昨日，又有当年参与定案的刑部老吏托人递话，说“太祖钦定之案，翻案便是质疑先帝，恐引火烧身”。张秉对此置若罔闻，只将那些威胁与阻挠，化作了核查卷宗的动力——他被贬海州数年，早已看透了官场的倾轧，如今重归朝堂，所求的不过是一个“公道”二字。
“张大人，吏部杨尚书派人来请，说是御前会议已定于辰时三刻在文华殿召开，让您即刻前往。”翰林院的小吏轻步上前，低声禀报。
张秉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疲惫，却更多的是振奋。他将手中的卷宗小心翼翼地合上，连同桌上整理好的数十份证词、档案副本一同收入锦盒，沉声道：“知道了。替我回复杨尚书，即刻便到。”
起身时，他腰间的玉带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是仁宗为嘉奖他核查旧案有功，特意擢升他为侍读后所赐。但张秉心中并无半分喜悦，只觉得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巩昌侯府蒙冤二十余年，郭家三代人的血泪，都系于今日的御前重审。
文华殿内，气氛庄严肃穆。明仁宗朱高炽端坐于龙椅之上，面容温和却带着帝王的威仪。吏部尚书杨荣、刑部尚书金纯、宗人府令杨溥等重臣分列两侧，武定侯府的郭玹与身着素色儒衫的郭玘立于殿中偏侧，神色凝重。
张秉捧着锦盒，缓步走入殿内，躬身行礼：“臣张秉，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朱高炽的声音温和，“张秉，此次重审巩昌侯府旧案，你是主要核查官，相关卷宗与证据，你可都已备妥？”
“回陛下，臣已备妥。”张秉起身，将锦盒放在殿中案几上，缓缓打开，“陛下，巩昌侯郭兴一族的冤屈，根源在于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此案牵连甚广，前后两次大规模清洗，波及公侯伯子男数十人，官员百姓逾五万之众，其中多有冤假错案。郭兴公父子，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他取出一卷《洪武朝功臣名录》，展开道：“陛下请看，郭兴公出身淮西，自太祖皇帝微末之时便追随左右，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攻克常州时，他身先士卒，破敌营七座；平定江西时，他智取南昌，生擒陈友谅部将张定边；北伐蒙古时，他镇守潼关，阻断元军退路，为大明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洪武三年，陛下追封功臣，郭兴公被封为巩昌侯，赐免死铁券，食禄一千五百石，其功绩与忠诚，均有朝廷档案可查。”
杨荣上前翻阅片刻，颔首道：“陛下，张侍读所言属实。吏部存档的《洪武功臣功绩册》中，对郭兴公的战功记载详实，确为开国功臣之翘楚。”
张秉继续道：“然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太祖皇帝以‘谋反’为由，大肆清算功臣。胡惟庸身为左丞相，权倾朝野，确有结党营私之举，但此案的审理过程，却充满了诸多疑点与不合规之处。其一，定罪证据多为口供，缺乏实质性物证。据卷宗记载，胡惟庸的供词前后矛盾，时而供认谋反，时而翻供，而其所谓‘党羽’的证词，多为刑讯逼供所得，可信度极低。”
他取出一份泛黄的供词副本，递呈给仁宗：“陛下，这是当年吉安侯陆仲亨的供词，上面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且多处情节与史实不符。而此类情况，在胡党案的供词中比比皆是。太祖皇帝晚年猜忌心重，锦衣卫与刑部为迎合上意，往往不择手段获取‘罪证’，这也是此案牵连甚广的重要原因。”
朱高炽接过供词，仔细翻阅，眉头渐渐皱起。他在东宫监国时，便曾对洪武朝的诸多冤案有所耳闻，如今亲眼见到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心中愈发确信胡惟庸案确有冤情。
“其二，此案的审理范围无限扩大，凡与胡惟庸有过丝毫交集者，无论公私，均被视为‘胡党’。”张秉的声音愈发激昂，“郭兴公与胡惟庸虽同为淮西勋贵，但素无深交。据《洪武朝起居注》记载，郭兴公一生谨慎，从不参与党争，与胡惟庸的所有往来，均为朝堂之上的公开公务，且多为军事调度相关，并无任何私下勾结的记录。吏部存档的《洪武十三年公务档案》中，详细记载了郭兴公当年的任职轨迹与公务往来，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刑部尚书金纯上前核实档案后，躬身道：“陛下，张侍读所言无误。刑部查阅了洪武十三年的相关档案，郭兴公与胡惟庸确无私下往来，所有公务均有迹可循，并无任何异常。”
张秉接着道：“其三，郭兴公在胡惟庸案爆发时，早已身患重病，根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