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有人在我头昏脑涨趴在桌上缓解眼痛时，将我的书包扔进垃圾桶，或者把我的校服塞进厕所。
依旧有人在放学后将视力不好的我锁在教室，而后在门口大叫着：“瞎子，求求我们，我们就放你出来啦！”
会害怕吗？会疼吗？会难过吗？
一开始是会的。后来就不会了。痛到习惯，羞耻到习惯，孤独到习惯。愿意骂就骂吧，反正我的眼睛已经被治好了，我是在恢复期。我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去垃圾桶里捡回我的书包，去厕所捞起我的校服，顽强地推开墙边的窗户凭着模糊的视力翻出去。
至于那些嘲笑的声音太大，让我感到烦躁的人。我会用盲杖打在他们的身上，撕碎扔掉我作业的同学的书，把他们故意准备好的发酵的黄豆一把糊在他们的嘴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没人能欺负我。
只是，我是一个人。
放学路上，他们几个人结伴堵住我的回家路，学我戴着墨镜、拿着盲杖的样子，摇摇晃晃地在路边走着。
真难看，真可笑。
我不会一辈子做瞎子，我的相貌是他们投胎10次都达不到的标致。我抡起盲杖，狠狠砸在为首的男生头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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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废话，只有棍影翻飞，让他们只能疼到大叫，丝毫没有时间来想着骂我。
可他们到底人多，拳头砸在我身上，咒骂贴在我耳边。我咬紧牙，用尽力气反击。看不清也罢，打不赢也罢，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挨打。
这个操蛋的人生，我早就过够了。要么他们打死我，要么滚出我的视线。
就是在那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们身边。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女人下了车。年轻女人一声厉喝，把那些人吓得一哄而散，只留下我。
我还在喘着气，墨镜下的视线模糊不清。手里的盲杖紧紧攥着，像攥着唯一能护身的武器。后来喻娉婷说，我当时就像一条得了狂犬病随时咬人的流浪狗。
我不知道她们是谁，只看到中年女人在我眼前挥了挥手。自从得病以来，我已经见过无数人用这个动作来测试我能不能看见了。厌烦得很，我没好气地开口：“别挥了，我能看到。”
“能看到还带着盲杖和墨镜？”她声音低沉，带着一点笑意。
“因为还没完全恢复，看得很模糊。”我怔了怔，还是回答了。
“你的眼睛会好吗？”她又问。
我皱了皱眉，沉默片刻，说：“手术做过了，现在在恢复期。”
中年女人与年轻女人对视一眼，然后年轻女人对我伸出手：“我叫喻娉婷，这位是曲舒导演。我们注意到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符合我们在电影里的角色设定。你愿意来试试吗？”
她说得直白，我回得更直白：“有钱吗？”
她笑了：“如果试镜成功，每天片酬三千，周期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