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这三个字在他舌头上滚过，带着砂砾的质感。
“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摄影师突然开口，声音在车厢里闷闷的，“联合国的人来过，带着仪器和悲悯，量了降水量，算了蒸发量，最后在报告上写下这行字。可他们没量过这里人心脏的韧度。”
叶葆启看见一个老汉在坡地上赶驴。驴瘦得能数清肋骨，老汉的脊背弯成与地平线平行的弧。他们缓慢移动，在漫天的黄尘里，像一幅被时间遗忘的壁画。忽然，那老汉停下，朝他们的车望来。距离太远，看不清表情，但叶葆启莫名觉得，那眼神是烫的——烫过这片土地上所有冷却的苦难。
“快到了。”向导小马指着前方，“宁夏的华西村。”
话音落下时，道路忽然变了。
就像有人用橡皮擦去了黄土的咒语，一条水泥路毫无预兆地铺展开来，平坦得近乎傲慢。路两旁，白墙红瓦的房舍整齐列队，像是在接受检阅。最扎眼的是那些温棚——无数个透明隆起，在西北悍烈的阳光下泛着油脂般的光，棚内翻涌着不合时宜的绿，那绿太饱满、太嚣张，像是从江南水乡偷渡来的魂魄，硬生生塞进了黄土的胸膛。
叶葆启摇下车窗。风的味道变了。不再是干土和蒿草苦涩的气息，而是混着湿泥、腐殖质和某种瓜果将熟未熟的清甜。他眨了眨眼，怀疑自己是否在颠簸中睡去，跌进了一个过于逼真的梦。
马焕程在村口等他们。这个四十多岁的回族汉子，皮肤是黄土高原用风沙反复鞣制出的深褐色，皱纹的走向记录着每一场干旱的年份。但他伸出手时，叶葆启注意到那手掌出奇的厚实温暖，指甲缝里还嵌着新鲜的泥——这不是一双只拿文件的手。
“欢迎。”马焕程的笑声很实，砸在地上能听见回音，“路上看见了吧？咱们这儿，是西海固的‘叛徒’。”
他用的词让叶葆启一怔。
“叛离了穷，叛离了旱，叛离了命。”马焕程转身带路，脚步踩在水泥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走路时，叶葆启恍惚看见他身后拖着三个淡淡的影子：一个佝偻，是祖辈在窑洞里蜷缩的形状；一个摇晃，是父亲挑着空水桶翻山越岭的轮廓；第三个却是笔直的，甚至有些发烫——那是温棚塑料膜反射的阳光，在他身上镀的一层光边。
村委会的墙上挂着地图。不是行政区划图，而是一张手绘的迁徙图。粗重的箭头从那些被标注为“陡坡村”“旱沟梁”“狼刨泉”的地方射出，最终汇向这个用红圈标出的点。
“以前住在这些地方。”马焕程的手指划过那些地名，指肚上厚厚的茧摩擦着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吃水要到三十里外去驮，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喂牲口。娃娃们上学，天不亮就得出门，踩着月亮走，踩着星星回。那年我婆姨生老大，难产，四个汉子抬着门板往卫生院跑，跑到一半，没气了。”
他说得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但叶葆启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很慢，很重，像是咽下了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变化始于1996年秋天。马焕程形容那天的场景时，语言突然变得奇异起来：“那天本来刮着黄风，天和地像是被一锅煮糊的小米粥糊住了。忽然风停了，云裂开一道缝，三辆小轿车从缝里钻出来，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像长了麻子的铁甲虫。”
来的是华西村的老书记吴文海和他的队伍。那个戴鸭舌帽的江南老汉，站在山梁上看了很久。风把他稀疏的白发吹得竖起来，像一蓬燃烧的芦苇。他忽然蹲下，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尖闻，又伸出舌尖舔了舔。
“他舔了土！”马焕程的眼睛在那一刻亮得骇人，“然后他说：‘这土是苦的，但苦土最养人。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骨头上都刻着“耐”字。现在，咱们得给这个“耐”字，旁边加上一个“富”字。’”
吴文海临走前，在村口的土崖上埋下一把稻谷——江南的稻谷，在这片从未长过水稻的土地里。这是个仪式，马焕程理解。后来破土动工时，他们真的挖到了那些谷子，已经腐烂了，但腐烂的缝隙里，竟然冒出了几星怯生生的绿芽。
“那是幻觉。”马焕程摇摇头，“我们都知道。可施工的汉子们，那天干活特别狠，像是在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
马新玉家的温棚有半亩大。走进去的瞬间，叶葆启被一股汹涌的、潮湿的暖意包裹了。空气稠得能划出痕，西红柿的藤蔓沿着吊线疯狂攀爬，果实累累甸甸，红得像要滴下血来。辣椒们则绿得发黑，沉静地悬挂着，像倒垂的匕首。
“以前在山里，种一坡地，收一麻袋麦子，瘪的，一搓就剩层皮。”马新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