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葆启值下半夜的班。晚十一点到报社时，门卫张大爷正对着一碟花生米独酌。花生米炸得焦黄，在十五瓦灯泡下泛着油光，像一排排小棺材，装殓着最后的香气。
“葆启，来一口？驱驱寒。”张大爷的舌头被酒泡得有些大，话在嘴里滚了几个来回才吐出来。
“不了张大爷，还得值班。”叶葆启笑笑，呵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开成一朵昙花，瞬间败了。
“今儿小年，也不歇歇？”张大爷用两根手指——那手指粗得像胡萝卜——拈起几颗花生米，递过来时，叶葆启看见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是岁月的沉淀。
叶葆启接过，剥了吃。花生衣粘在舌尖上，涩涩的，像日子本身。“干咱们这行，没年没节。”
上楼时，楼道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心跳声被墙壁放大，咚咚，咚咚，像是谁在远处敲着一面蒙了牛皮的鼓。其他部门都灭了灯，只有群工部的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团，从门缝里渗出来，在地上淌成一条浅浅的河。
推开门，解平生已经在了。他正守着铁炉子烤红薯，佝偻的背影在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那影子随着炉火跳动，一忽儿长，一忽儿短，像个不安分的魂。
“葆启，快来，红薯快好了。”解平生头也不回，用火钳翻动着。那火钳是黑的，尖头却烧得发白，像野兽的牙齿。
炉子上的红薯烤得表皮焦黑，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里面金黄的瓤。热气从裂缝里钻出来，带着甜香，那香气稠得像蜜，黏在人的鼻腔里不肯走。叶葆启搬了椅子坐下，两人就着炉火剥红薯。红薯瓤烫手，他们便倒着手吹气，像捧着两团小小的、滚烫的太阳。
“真甜。”叶葆启说。甜味从舌尖一直滑到胃里，暖意便从胃里生出来，沿着血管往四肢走。
“老家带来的，红心薯。”解平生吃得满手黑，那黑色钻进掌纹里，像写满了命运的密语，“小时候，冬天就盼着烤红薯。用柴火灰煨的，比这香。”
正吃着，电话响了。铃声在深夜里格外刺耳，像一把锥子扎进寂静里。解平生接起来：“你好，夜间记者站……哦，李大姐，您慢慢说……”
是个老太太，说楼上夫妻吵架，摔东西，吓得她心脏病要犯了。解平生记录，然后给派出所打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线里变得扁平，失了厚度，像纸片人在说话。处理完，红薯也凉了，表皮结了一层糖霜似的硬壳。
“这年过的，”解平生摇头，摇落几缕灰白的头发，那头发飘进炉火里，滋啦一声，化作青烟，“都不消停。”
“越是年节，事越多。”叶葆启把红薯皮扔进炉子，火焰猛地蹿高，舔舐着那黑色的残骸，发出满足的叹息，“心里憋屈，借酒浇愁，一喝多就闹事。酒是胆，也是祸。”
凌晨一点，没什么事了。解平生靠在椅背上打盹，眼皮渐渐沉下去，像两扇被雨水泡胀的旧门。叶葆启翻开一本《内海市志》，看得很入神。书页泛黄，边缘卷起，像秋天梧桐的叶子。他喜欢看地方志，那里面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哪条街原来是什么，哪座桥是谁建的，哪个名人在这里住过。字是铅印的，摸上去有微微的凸起，像土地的脉搏。
正看到“河浮桥”那章，突然，楼下传来“咣咣”的砸门声。
那声音不是敲，是砸。是用整个身体在撞，是用全部的生命在抗议。很响，很急，一声接一声，像要把铁门砸碎，要把这沉沉的夜砸出一个窟窿来。
解平生惊醒，眼睛睁开的刹那，瞳孔里还残留着梦的碎片：“怎么了？”
叶葆启放下书，走到窗边往下看。楼下大门口，一个老人正在用拳头砸铁门。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越过马路，爬上对面的墙。老人边砸边喊：“开门！里面有人吗！”
声音苍老，像枯树枝在风里摩擦，但中气十足，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我去看看。”叶葆启说。
“小心点，万一是个疯子。”解平生也站起来，把火钳握在手里——那火钳此刻成了武器，尖头闪着寒光。
两人下楼。楼梯是水泥的，踏上去有空洞的回响，像走在什么巨兽的腔子里。张大爷已经开了门，老人冲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中年男女，都怒气冲冲的，脸在灯光下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记者在哪儿？”老人进门就问，直往楼梯口走。他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老爷子，您找哪位记者？”张大爷拦住后面的人，手臂张开，像一只护巢的老母鸡。
“我找值班记者！”老人不回头，噔噔噔往楼上走。他的背挺得笔直，像一杆旗，一面就要被风扯破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