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巧妙地将“新政成效”、“实学成果”与对外用兵的潜力挂钩，为后续的具体策略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基础。
“故臣之《平边策》，其要有三，曰东定、西抚、北防，而贯穿其中者，乃一个‘新’字。”李瑾开始进入核心部分。
“其一，东定高句丽。高句丽倚山临海，城坚池深，气候苦寒，太宗时数征未能尽全功，非战之罪，实因其地理与后勤之难。故再征高句丽，不可再循旧辙，必须出奇制胜，多路并进，长期消耗。臣之策有四：”
“一，大力发展海军，建强大舟师。利用我朝改良之海船，组建专司渡海作战与运输之水师。未来征高句丽，可以水师载精兵，自登州、莱州出海，避开辽西陆路险阻与高句丽重兵防线，直接在高句丽腹地沿海（如大同江口、汉江口）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与陆路大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水师更可负责粮秣军械的海上补给，大大减轻陆路漫长后勤线的压力。”他提出了利用新兴海军进行跨海登陆作战的大胆构想，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创新性的战略思路。
“二，改良军械，尤其是攻城器具。高句丽多山城，易守难攻。当集中‘格物所’及天下巧匠，研制更具威力的抛石机（可考虑以配重代替人力拉拽，增大射程与精度）、更加坚固耐用的云梯冲车，以及…可远距离大面积杀伤的火攻器具（臣已有粗浅构想）。以技术优势，摧毁其城防信心。”他提到了超越时代的军事技术革新方向。
“三，稳固后方，分化瓦解。联络高句丽南部的新罗，许以利益，使其从南方牵制；对高句丽内部，可用间散布谣言，招抚其不满贵族与边将，从内部动摇其统治。此为伐交伐谋。”
“四，不求速胜，而求必胜。可制定三年或五年方略，第一年主要进行水师建设、军械改良、后勤基地建设与外交准备；第二年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与消耗；第三年或之后，待其疲敝、内部分化、我准备充分时，再发动决定性总攻。以国力碾压，以时间换空间。”他提出了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战略规划，迥异于传统的短期决战思维。
殿中一片寂静，只有李瑾清朗的声音在回荡。许多武将，如兵部尚书等，眼中已是异彩连连。跨海登陆、军械革新、长期消耗、伐谋伐交……这些思路，与他们传统的作战经验截然不同，却又似乎直指征高句丽屡屡受挫的痛点，令人耳目一新，细思之下又觉极有道理。
“其二，西抚吐蕃。吐蕃地处高原，地广人稀，气候严酷，我军深入作战极为不利。且其新主年幼，国内贵族纷争，暂无大举东侵之力。故对吐蕃，当以‘抚’为主，‘防’为辅。”李瑾话锋转向西方。
“抚，在于加强羁縻，稳定河湟。可选派能吏干臣，经营陇右、河西，招抚吐谷浑残部及党项、羌等部族，赐予官爵，开通互市，使其成为大唐与吐蕃之间的缓冲与屏障。同时，可适度恢复与吐蕃的和亲议题（需严格设定条件），或遣使交好，稳住其国内主和势力，为我专心经营东方争取时间。”
“防，在于固守要冲，加强边备。在鄯州、凉州、松州等战略要地，增修城堡，囤积粮草，训练精兵。尤其要利用吐蕃骑兵善于野战而短于攻城的特点，构筑坚固的防御体系，使其无隙可乘。同时，可派遣小股精锐，深入高原边缘进行侦察与袭扰，掌握其动向。总之，对吐蕃，在未来十年内，当以稳定现有边界、防止其坐大为第一要务，非有绝对把握，不可轻启大规模战端。”他对吐蕃采取了务实的守势战略，体现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思想。
“其三，北防诸胡。北方草原，部族纷繁，此起彼伏。对其策，当以‘防’为本，辅以‘抚’与‘分’。加强朔方、河东、幽州等北边重镇的防御力量，广设烽燧，加强巡逻。对于愿意内附或臣服的部族，予以妥善安置，赐予牧地，但需分散其部落，防止其坐大。对于桀骜不驯、屡屡犯边者，则坚决以精兵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打击，但不求占其地，而以歼灭其有生力量、震慑其他部落为主。同时，可利用草原部落之间的矛盾，扶此抑彼，使其互相制衡，无力南顾。”他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了灵活的防御与制衡策略。
最后，李瑾总结道：“陛下，皇后殿下，此《平边策》，东定为主，西抚北防为辅，三者相辅相成，构成未来十年我大唐对外经略之基本方略。其核心，在于依托国力，发挥新学新技之长，循序渐进，谋定后动。若能依此策稳步推行，先以数年时间强水师、利军械、实边备、固后方，待时机成熟，陛下振长策而御宇内，则高句丽可平，西陲可宁，北疆可靖，太宗皇帝未竟之志可成，我大唐之天威，将光耀万邦，泽被千秋！此乃臣肺腑之言，拳拳之心，伏惟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