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工作效率极高，条理清晰，摘要精准，往往能抓住要害。皇帝翻阅这些附有摘要的奏章，省力太多，对皇后的能力愈发满意和依赖。许多时候，他甚至只需看看皇后的摘要和意见，觉得妥当，便直接朱批“依皇后所拟意见，交某部施行”或“可”。渐渐地，对于一些不那么敏感、或皇后明显熟知的领域（如劝农桑、广言路、后宫事务、部分官员考课）的奏章，皇帝批阅“可”的频率越来越高。皇后摘要中的“初步看法”，也越来越成为实际决策的重要参考，乃至直接依据。
当然，武媚娘极有分寸。凡涉及重大人事任免（尤其是宰辅、六部尚书、地方节度使等）、军队调动、皇室宗亲事务、以及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直接相关的事务，她的摘要必定只述事实，绝不附加任何倾向性意见，并会特别提醒皇帝“此事关系重大，需陛下圣裁”或“宜召某公共议”。她始终牢记并恪守着自己“辅助者”的定位，将最终裁决权牢牢地、明确地留在皇帝手中。
然而，即便如此，皇后在紫宸殿协助理政、其意见日益受到皇帝重视的消息，仍不可避免地在宰辅重臣的小圈子中传开，并引发了迥然不同的反应。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忧心忡忡。他们虽无法直接反对皇帝让皇后帮忙（毕竟是皇帝病中所需），但内心深处对这种“女主干政”苗头的警惕与排斥，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担心，长此以往，皇后会借此机会培植私人势力，架空皇权（至少是他们这些“外朝”宰相的权力），甚至重演“吕后”、“武则天”（此时尚无此先例，但可类比汉朝太后）故事。他们在御前奏对时，言辞更加谨慎，对皇后摘要中涉及他们职权范围的建议，也会更加仔细地审视，甚至偶尔会提出不同看法。但他们也找不到皇后行为有何明显错处——她只是“摘要”、“建议”，且最终决定权在皇帝。
于志宁、李勣等务实派态度则相对平和。他们亲眼所见，皇后理政井井有条，摘要切中肯綮，许多建议确实有利于提高效率、稳定朝局。只要不逾矩，能帮病中的皇帝分担压力，未尝不是好事。他们更关注具体政务的处理是否得当，而非纠结于“内外”之分。
李瑾自然是乐见其成，甚至暗中推动。他通过特定渠道，将自己对某些政务的看法、需要注意的要点，巧妙地融入到与“北门学士”的“学术讨论”中，而这些讨论的成果，又会被“北门学士”在起草文章或为皇后准备资料时，以更学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间接影响着皇后对某些事务的判断。他也会在政事堂讨论时，对皇后摘要中某些与他理念相符的合理建议，给予明确的支持和进一步的完善，使其更容易被皇帝和同僚接受。他与武媚娘之间，形成了一种无需言明、却高效默契的配合：她在内廷协助皇帝稳定中枢，梳理政务；他在外朝与宰辅周旋，推动落实。皇帝病重带来的权力缝隙，反而为他们的同盟提供了更广阔的运作空间。
腊月廿三，小年。皇帝病情稍稳，但太医仍严禁劳累。积压的政务亟待处理，尤其是年关节下的赏赐、祭祀、外藩朝贺等一应大典仪制，需尽早定夺。这一日，长孙无忌、于志宁、李勣、李瑾等宰辅被召至紫宸殿暖阁外间，隔帘向卧榻上的皇帝奏事。武媚娘坐于帘内御榻之侧，面前小几上堆着已做好摘要分类的奏章。
当商议到明年开春“亲耕籍田”之礼是否因皇帝圣体欠安而需从简或由太子代行时，几位宰辅意见不一。长孙无忌认为礼不可废，可适度从简，但皇帝若不能亲临，宜由太子代行，以显重农固本之意。于志宁则担忧太子年幼，礼仪繁复恐难周全，且皇帝病体未愈，不宜过度操持典礼，建议暂缓或由有司代祭。
皇帝听罢，面露倦色，沉吟不语，目光瞥向身侧的武媚娘。
武媚娘会意，低声对皇帝说了几句，皇帝微微点头。她便转向帘外，声音清晰平和：“诸位相公，陛下有旨。籍田之礼，劝农桑，固国本，不可轻废。然陛下圣体确实不宜劳顿。太子年幼，恐难当大礼。不若这样，明年籍田，仪制可从简，但典礼照常举行。陛下可于宫中斋戒祈福，由司空李勣代表陛下，主持籍田仪式的主要环节；同时，着太子随行观礼，以示重视与传承。如此，既不误农时，彰显朝廷重农之意，又可保陛下安心静养，亦让太子有所见习。不知诸位相公以为如何？”
这个折中方案，既照顾了礼法，又考虑了皇帝健康与太子实际情况，还巧妙地抬举了军方重臣李勣（代表皇帝），平衡了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