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学士，有失远迎，快请坐。”李瑾拱手为礼，态度自然，毫无当朝宰相的架子。

    四人连忙还礼，口称“李相”，神色间既带着对当朝红人、实学领袖的敬畏，也有一丝对这次特殊会面的好奇与隐隐期待。

    分宾主落座，侍者奉上清茶后退下。李瑾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道：“今日请诸君来，非为公务。皇后殿下体恤诸君学识，又知某于‘格物’、‘实务’之事略知皮毛，故让某借此僻静之地，与诸君闲谈，交流所学，互相切磋。诸君皆是饱学之士，经史子集，造诣远胜于某。然，治国如烹小鲜，除了经典之道，亦需明时务，知变通，察实情。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他将自己放在相对“专业”（格物实务）而非“博学”的位置，姿态放低，又将讨论定义为“交流切磋”，营造了平等探讨的氛围。

    元万顷代表四人答道：“李相过谦了。相爷‘实学’济世，功在社稷，天下皆知。吾等虽读圣贤书，然于时务经济，确多隔膜。今日能得相爷指点，实乃幸事。”

    “指点不敢当。”李瑾笑了笑，端起茶盏轻啜一口，目光扫过四人，“既是交流，便不拘一格。诸君可有什么想问的？关于‘格物所’所做之事，关于朝廷近年新政，乃至对皇后殿下‘建言十二事’的看法，皆可畅所欲言。今日所言，出得此门，入得我耳，但求坦诚，不必顾忌。”

    他给出了一个开放而安全的讨论空间。刘祎之性子较直，率先发问：“李相，恕学生直言。朝野对‘实学’、‘格物’，赞誉者众，然质疑者亦不少。有言此乃‘奇技淫巧’，非治国正道；有言过于重利，恐坏人心淳朴。不知相爷如何看待此等议论？‘实学’之于治国，究竟处于何等地位？”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士人的疑惑。

    李瑾不慌不忙，放下茶盏，缓缓道：“刘君此问，切中要害。所谓‘奇技淫巧’，若不能利国利民，自然不值一提。然，何为‘巧’？昔公输子削木为鹊，三日不下，可谓巧矣，然于国于民无益，故墨子以为不如为车辔之利。今日‘格物所’所研所制，无论是新式农具、灌溉筒车，还是改良海船、明玻新纸，乃至前番献上的牛痘之法，哪一样不是直接关乎农桑生产、商贸畅通、民生福祉与国家安全？此等‘巧’，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如何能以‘淫巧’视之？”

    他先以墨子典故区分“有益之巧”与“无益之巧”，为“实学”正名。

    “至于‘重利坏淳朴’，”李瑾继续道，“孔子亦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圣人不讳言利，讳的是不义之利，是与民争利。朝廷推行新政，鼓励工商，开拓海贸，所求之‘利’，是增加国家赋税，充实府库，以便更好地修文教，养军旅，赈灾荒，惠及万民。此乃‘大利’，亦是‘公利’。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家给人足，民风自然趋于淳厚，何来‘坏淳朴’之说？反之，若国用不足，民生凋敝，饿殍遍野，又何谈‘淳朴’？那是穷困与绝望。”

    他引用孔子之言，区分“公利”与“私利”，将“实学新政”追求的目标定义为惠及全民的“大利”，反驳了道德指控。

    “故我以为，”李瑾总结道，“实学与经史，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经史明道，定方向，塑人心；实学务实，强国力，厚民生。二者结合，方是治国之完整之道。皇后殿下‘建言十二事’，劝农桑、广言路是务实，兴学校、改礼法是明道，正是此种结合的体现。吾辈为臣者，当助陛下、皇后殿下，将此‘道’与‘术’更好地融为一体，推而行之。”

    他最后将“实学”拔高到与“经史”并列的高度，并巧妙地将武媚娘的“建言十二事”作为二者结合的典范，既回应了质疑，也提升了“北门学士”未来工作的意义。

    刘祎之闻言，若有所思，缓缓点头。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也露出深思的神色。李瑾这番话，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却又紧扣现实，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思考窗口。

    接下来，范履冰问及“格物所”具体如何运作，如何将工匠的“巧思”转化为可推广的“实利”。周思茂则对“海贸”战略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感兴趣。元万顷则关心“新学”思想如何与文章辞章结合，更好地为朝廷“喉舌”服务。

    李瑾一一耐心解答。他带四人参观了藏书楼中收藏的部分“寰宇图”、海船模型、新式农具图纸，甚至一些初步的物理、化学实验记录（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解释），让他们对“实学”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阐述了“格物所”从需求调研、匠人创意收集、试验改进、小范围试用到最后量产推广的流程，强调了“数据”和“实效”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他分析了海贸对刺激手工业、增加就业、引进新作物技术的巨大潜力，也坦承其中存在的风险与监管难题。对于文章之道，他提出“文以载道，亦当明实。未来朝廷文告、政论，除了辞章之美，更应注重数据的准确、逻辑的严密、与对实际问题的针对性。要能用清晰有力的文字，将复杂的政策与道理，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