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帝国核心区域的特惠政策，显示其对不同地区差异的考量。
“其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四夷渐服，当以文德怀徕，非必赖武功。除必要边防，不可轻启边衅，劳师远伐，徒耗国力，伤及无辜。宜明赏罚，信必诺，则远人自服。”
提出“息兵”、“以德化”的外交战略，符合太宗后期“偃武修文”的倾向，也暗合当前国力与皇帝性情。
“其四，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宫中、官府一应器用、营造，但求坚固实用，不得过求奢靡奇巧，徒耗民脂民膏。诸色徭役，非关军国急务及水利要工，一律停罢或减省。”
呼应第一条的“薄赋徭”，具体到宫廷用度与工程，显示其从自身（后宫）做起的决心，也符合“节俭”美德。
“其五，广言路，杜谗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请陛下开不讳之途，奖直言极谏之臣，无问出身品秩，但有益于国是，皆当嘉纳。同时，严禁官员交通内外，构陷忠良，散布流言，淆乱朝纲，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此条极具政治智慧与针对性。既鼓励进言，争取中下层官员与士心，又明确打击“谗言”（暗指此前流言及朝中倾轧），树立公正形象。
“其六，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礼缘人情。子为母服，古制有亏。请依父丧之例，统一为三年，以彰孝道，厚人伦。”
从礼法细节入手，提高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看似微小，却触及社会伦理根本，能赢得天下为人母者（尤其是命妇、士人母）的广泛好感，政治象征意义巨大。
“其七，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京官俸薄，不足养廉，易生贪墨。请酌情增加其俸禄及职田收入，使其安心职守，不为衣食所忧。”
提高中低级京官待遇，争取官僚体系中下层支持，是巩固统治基础的有效手段。
“其八，百官任事久，其材位下者，得进陟。打破循资排辈，对那些长期在职、确有才干而地位低下者，应予以考察拔擢，不使英才埋没。”
与第七条相连，进一步向非门阀出身的实干官员示好，拓宽人才晋升渠道，瓦解关陇集团对高位的垄断。
“其九，蠲免长安及各州府在官场坊、店铺之除陌钱（交易税）及各种额外苛捐。促工商，通有无，使市肆殷繁，国用自足。”
重视工商业，减轻商税，促进流通，增加国库收入，理念先进，与李瑾“开拓海贸”等思想暗合。
“其十，禁绝淫巧贡献，以节民力。地方官员为求宠幸，常贡珍奇淫巧之物，劳民伤财。请明令禁绝，只许贡方物常产。”
延续节俭主张，并剑指地方官逢迎之风。
“其十一，大开学馆，增博士员，广召天下文儒。不仅国子监，州县亦当兴学，敦崇儒术，以育人才，厚风俗。”
重视文教，争取士林支持，符合“文治”理念。
“其十二，为将帅者，不得专杀，及役使部曲、奴客为私人。明军纪，恤士卒，则军心归附，战无不克。”
最后一条涉及军权，强调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不得专杀），并体恤士卒，既能争取中下层将士好感，也隐晦地触及了藩镇、勋贵私兵问题。
武媚娘一条条道来，声音平稳，逻辑清晰，引经据典恰到好处，既有传统治国理念的根基（劝农、节俭、文教、纳谏），又有针对时弊的锐利改革（增俸、擢才、宽商、改礼），更有深远的政治布局（争取中层官员、士人、母亲、商人、士卒等广泛支持）。十二件事，涵盖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伦理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务实的施政纲领。
殿中一片寂静，只有她清越的声音回荡。所有人都被这系统、深入、且明显经过深思熟虑的“十二条”震撼了。这绝非一时兴起的“妇人之见”，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胸怀天下、洞察时弊的产物！许多原本对新后抱有轻视或疑虑的官员，此刻也不得不收起轻视之心，仔细咀嚼其中深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脸色变幻，他们从中敏锐地感受到了挑战——这十二条一旦推行，将极大地巩固皇权，争取广泛支持，并削弱门阀世家、守旧势力对朝政的掌控。
皇帝李治听完，眼中异彩连连，抚掌赞道：“妙！皇后所言十二事，句句切中时弊，深得治国安民之要！有此贤后，实乃朕之福，大唐之幸！诸卿以为如何？”
殿中短暂的沉默后，许敬宗第一个出列，高声赞道：“皇后殿下深谋远虑，心系苍生，所言十二事，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实为经国之良策！臣为陛下，为天下贺！”
李义府等人纷纷附和。于志宁捻须沉吟，缓缓道：“皇后所陈，多切时务，尤其劝农、纳谏、增俸、兴学诸条，实为固本培元之策，老臣附议。”连李勣也微微颔首：“息兵、明军纪，于边防亦是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