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了《每日电讯报》富有想像力的评论。我想，我们的英国朋友或许还对去年《山海图》中某些关于大英博物馆的精彩段落记忆犹新，以至于影响了对今年评审团独立判断的信任，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他优雅地摊了摊手，继续说道：「但坎城的评委们是由九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杰出艺术家组成的，他们唯一共同信奉的政治，就是电影艺术本身。」
「如果连续两年将金棕榈授予伟大的作品，就能被称为「转向』，那我只能说，这是艺术选择一次令人欣喜的「直行』。至于英国同行的忧虑，或许等他们自己的电影再次征服这里时，就会自然消散了。老头最后很讽刺地问了采访记者一句，英国的电影已经有多久没有在世界主流奖项中露面了？史匹柏更是罕见的披露了这一次包括刘伊妃在内的九名评委在最后颁奖前的4时的经过：「我必须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与过的最艰难、也最令人兴奋的评审过程之一，激烈程度堪比当年在《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场，为了一个镜头的取舍与整个团队辩论到深夜。」
他透露，在最后4时的闭门会议中，九位评委的意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鲜明分歧」。「《阿黛尔的生活》和《寄生虫》都拥有强大的支持者。妮可和丹尼尔为前者情感的力量和表演的真实性辩护，而李安和Crystal则深入剖析后者精妙的结构与社会批判力。我们进行了四轮投票，前三轮没有任何一部影片获得绝对多数，战况胶著得让人窒息。」
为了打破僵局，这位经验丰富的主席做了一个非常规的决定。
「出于Crystal的提议，我把大家从会议室带到了别墅餐桌边，我们开了几瓶红酒，请大家暂时忘记投票，仅仅作为一个热爱电影的人，谈谈哪部作品在看完一周后，依然最顽固地占据著你的脑海，搅动著你的思考。」
「那一次的讨论，比之前的时候都更深刻，也更感性。我们谈电影如何定义真实，谈艺术是应该抚慰还是刺痛，谈类型片的外壳下能否包裹最严肃的寓言。有人为《阿黛尔》的纯粹流泪，也有人为《寄生虫》的精准颤抖。那不是争吵，那是艺术家之间最珍贵的、关于创作本质的交锋。」
史匹柏坦言，最终将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并非妥协，而是一种逐渐清晰的共识。「我们意识到，《寄生虫》提供了一种超越文化背景的、对现代社会结构的锐利诊断，其完成度与野心令人叹服。」「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它几乎把每个人都逼到了体力和精神的极限。但正因为过程如此艰难，结果才如此纯粹，这尊金棕榈，只关乎电影本身的力量，别无其他。」
《中国电影之旅》在采访小刘时也问起了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助攻型问题，刘伊妃辟谣并科普道：「欧洲三大的评审机制大概类似，都是评审团主席负责制，拥有一票决定权，如果觉得我这个八位普通评委之一就能决定最后的投票结果，是很无知的指责。」
「事实上，在这种高强度的讨论和辩论中，很难有哪一个人能左右和说服所有人的想法，《寄生虫》能够胜出的唯一原因，就是它经历了无数轮审视和斟酌后，和同样优秀的《阿黛拉》拉开了极其细微的差距，确实就在毫厘之间。」
「最后我们的主席先生拍板，决定了金棕榈的归属，同时也向雅各布先生申请，破例授予了《阿黛拉》其他三个也无比重要的奖项。」
「这就是真相。不是政治，不是地缘，不是任何你们想像中的阴谋。只是九个人，在四十八小时里，为两部伟大的作品，经历的一场甜蜜的酷刑。」
坎城前方的中国媒体和亚洲媒体、特别是韩国媒体也展开反击，细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评委历来在奖项评选出搞出的私相授受，用以反击《每日电讯报》的无端猜疑。
其中包括大为欣喜的戈达尔，就差指著这些英国佬的鼻子骂了。
其实在国际电影节的评选中，这一类同国籍、同文化的评委偏向和自己有地缘亲近关系的作品，是很正常的事。
除非像路老板这种现在只要参加电影节就肯定是主席级别的，如果把一部确实拿不上台面的本国电影，硬要擡到巅峰，不管不顾所有其他评委的反对意见，甚至连电影节主席也慑于他的威望，那可以说是黑幕。《寄生虫》这种连小刘明确想要偏向，却也只能通过不断地解释、分析、游说，甚至电话求助场外热心观众的，只能说是在电影节规则下进行的「撕奖」行为。
但其实业内的明眼人都知道、也从张一谋、李安等人口中听说了这位奥斯卡影后「撕奖」的豪迈。后者在接受心浪娱乐采访时透露了一件趣事：
在最后投票之前，不断地跟其他意见相左的评委辩论、交流。
因为场面有时太过激烈，史匹柏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