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一切的启动资金，还是霓虹出的。
他想到了台北。
台北是猝死，虽然痛苦，但至少痛快。
而霓虹呢？
在这个阴毒的计划里，霓虹不会马上死。
霓虹的工厂还在转，股票还在涨，东京的银座依然灯红酒绿。
但霓虹將面临一种更可怕的刑罚：慢性失血。
血管被插上了管子，血液被源源不断地抽走去滋养竞爭对手；四肢被戴上了镣銬，技术封锁与產业绕道，只能在原地看著別人奔跑；而脖子上还拴著狗链，政治与安保的予取予求，连叫一声的权利都没有。
“这不是雁行，”渡边武看著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看到了无数只原本应该跟隨霓虹飞行的大雁，此刻却纷纷掉转头，“这是凌迟。”
渡边武闭上了眼睛。
他闭上眼，回想起了二战结束的那天。
渡边武记得很清楚。
那天没有钟声，只有收音机里电流的杂音，那是著名的玉音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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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霓虹被视为神的人，用一种古奥、晦涩、凡人难以听懂的语调，承认了战败。
没有钟声，只有蝉鸣。
那一年夏天的蝉叫得撕心裂肺，似乎这样就听不到霓虹国民们的哭喊。
在这一刻，在1971年马尼拉死寂的办公室里，在这间只剩下他一个人，无比熟悉的办公室，他確实听到了钟声。
那是幻觉，却比现实更清晰。
那是来自两千公里外，东京芝公园，增上寺的大梵钟发出的轰鸣。
“定位。”
渡边武在黑暗中咀嚼著这个词。
对於一个国家来说，定位就是呼吸，就是存在的理由。
失去定位，比战败更致命。
战败只是肉体的被俘，而失去定位是灵魂的流放。
1945年，霓虹失去了帝国的定位，但阿美莉卡人给了它一个新的定位：防波堤。
1950年，高丽半岛的战爭爆发，霓虹获得了新的定位：兵工厂。
1960年，池田勇人提出收入倍增计划，霓虹確立了最新的定位：经济橱窗，向全亚洲展示capitalis繁荣。
正是这个橱窗的定位，让霓虹得以在战后的废墟上，建起了那座红白相间的钢铁巨塔，东京塔。
它高耸入云，象徵著霓虹经济的再次腾飞，象徵著这只头雁已经准备好带领亚洲冲向云霄。
可现在，教授走过来，冷冷地把这扇橱窗砸碎了。
“橱窗不需要了，”摩根站在他的身后，就像是走狗，宣告著这位年轻华人给白宫重新制定的战略，他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兵营的地基。”
渡边武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霓虹不再是橱窗，不再是头雁，那霓虹是什么？
在这个新的、为了对抗星际文明而重组的地球秩序里，霓虹既没有像阿美莉卡那样拥有作为引擎的技术和武力，也没有像东协那样拥有作为底舱的纵深和资源。
他们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资源匱乏，人口短缺，土地狭窄。
“油箱？”渡边武恍间想起了一个比喻，“仅仅是一个负责买单的油箱。”
当油烧乾的那一天呢？
当亚行的资金被抽乾，当霓虹的储蓄被耗尽，当东协的工厂全面取代了霓虹的產业...
那座东京塔，还会是繁荣的象徵吗？
不。
渡边武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景象。
在幻象中，东京塔依然矗立，但它不再发光。
它像是生锈的墓碑，插在东京的心臟上。
而在塔的脚下，增上寺的钟声响了。
咚不是新年的钟声，更不是祈福的钟声。
那是暮鼓晨钟里的无常。
回到现在。
摩根心情很好，心情好到甚至愿意和渡边武解释那么多。
这一趟的亚洲行，兵不血刃地就拿下了亚行，让他充分见识到了权力的魔力，以及原来华盛顿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这么多，我们过去实在对我们的盟友太好了，现在他们已经茁壮成长了，轮到我们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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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在马尼拉到吉隆坡的飞机上，正在思考著欧洲有哪个国家可以收割，手段已经成熟。
英格兰？摩根摇了摇头，英格兰通货膨胀严重，罢工不断，希思首相正为了加入欧共体而焦头烂额，现在的伦敦是个烂摊子，榨不出几两油水。
法兰西？摩根皱了皱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