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阿昌说，“这些人是专业的，反侦察意识很强。我们的人一靠近，他们就能感觉到。”
蓝红看向我：“这就难办了。他们知道船上在查，这周还敢不敢来都不一定。”
阿昌说：“我们分析过，他们应该还会来。上周他们尝到甜头了，而且没被抓到。这种人，胆子都大。”
“船上有多少你们的人？”我问。
“安保十六个，监场八个，荷官三十多个。”阿昌说，“但大部分都是普通员工，真正能用的不多。”
“荷官里有他们的人吗？”
“不好说。”阿昌犹豫了一下，“我们排查过，没发现异常。但老千团要做事，一般都会有内应。上周有几局，荷官发牌的动作有点怪，但我们没抓到把柄。”
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阿昌把能想到的细节都说了，但有用的信息不多。
临走前，阿昌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郑少给的活动经费，二十万。不够再说。”
我接过信封，没拆：“告诉郑少，钱我先不收。事办成了，再说。”
阿昌愣了愣，点头：“明白。”
回到酒店，张达已经到了。
我把情况跟他和谢斌说了。张达听完，皱起眉：“抓老千，这活儿我没干过。”
“就把这几个人抓了就完了。”谢斌接话道。
“那肯定不行，这传出去，我们以后生意还要做吗？”蓝红说道。
张达倒是兴奋：“电影里看过，什么袖里藏牌，牌底做记号，挺刺激的。”
“那是电影。”蓝红说，“真正的高手，手法你看不出来。”
“那怎么抓？”
“设局。”我说，“等他们自己暴露。”
“怎么设？”
我想了想：“阿昌说，他们可能和荷官有勾结。咱们就从荷官下手。”
蓝红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换掉他们熟悉的荷官？”
“不止。”我说，“咱们自己人上。”
晚上，我又给阿昌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上船当荷官。阿昌说可以，但需要培训，至少要会基本的发牌和赔彩。
“不用真的会。”我说，“装装样子就行，在荷官位置更能看清楚。”
我们商量了一个小时，最后定下方案：张达和蓝红上船当荷官，谢斌和两个兄弟当客人，混在赌厅里。我和杨荣在监控室坐镇。
接下来的几天，张达和蓝红开始突击培训。杨荣从赌场请了个退休荷官，教他们基本的发牌动作和规则。两人学得认真，但时间太短，只能学个皮毛。
谢斌那边，她选了三个兄弟，都是机灵的，教他们怎么演客人。不能太豪气，也不能太小气，要像普通赌客，有输有赢。
我让阿昌把上周的监控录像拷了一份，反复看。那几个怀疑对象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细节都放大来看。看了十几遍，还真看出点门道。
第二组那个女的，摸耳环的动作确实有问题。她不是每次都摸，只有在下大注前摸。而且她摸的时候，眼睛会瞟向左边。我顺着她的视线找，发现左边总有一个男人在玩老虎机。那个男人很少抬头，但每次女人摸耳环，他的手指就会在老虎机按钮上敲两下。
第三组台湾人更隐蔽。他们不靠手势，靠的是时间。四个人玩不同的台子，但下大注的时间总是同步。比如晚上九点十分，四个人同时下注，而且都赢。九点三十五分，又是同时下注，又都赢。这不是巧合。
第一组新加坡人最难判断。他们玩得干净，几乎找不到破绽。但阿昌说，这两人有个习惯，每次赢了大注，就会去酒吧喝一杯，而且一定是点同样的酒。这可能是庆祝，也可能是某种信号。
我把这些发现告诉蓝红他们。蓝红记在心里，说上船后重点盯这几个人。
周五下午，我们到了码头。“金银号”是一艘白色的大船，五层高，停在岸边。乘客已经开始登船，排着队，拖着小行李箱，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
阿昌在码头等我们，带我们走了员工通道。张达和蓝红换上荷官制服，白衬衫黑马甲，还挺像那么回事。谢斌和三个兄弟扮成客人，混在人群里上船。
我和杨荣直接去了监控室。监控室在船舱底层，不大，四面墙上都是屏幕，显示着赌厅各个角落。两个保安在值班，见我们进来，起身让座。
船在傍晚六点准时起航。汽笛长鸣，船身微微震动，缓缓离开码头。
赌厅在二层，晚上七点开门。客人陆续进场，音乐响起，灯光调暗，气氛很快就上来了。
张达被安排在二十一点区的一张台子，蓝红在百家乐区。两人的位置都是阿昌特意安排的，靠近那几组怀疑对象常玩的区域。
谢斌和三个兄弟分散在不同区域，装作互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