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将刘易斯那篇吹得天花乱坠的稿子扔到一边，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几本俄文专着。
虽说他在彼得堡的外交生涯谈不上成功，但这不代表他就没有从中学到什么。
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尽管俄国在自然科学方面长期落后于英法两国，但这不代表俄国学术界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至少在欧洲的东方学领域，尤其是东方学中的汉学领域，俄国不仅是领先者，更是开创者。
虽然从时间上来说，欧洲最早设立汉学讲座的学术机构是1814年的法兰西学院，但法兰西学院虽然名为学院，但它与皇家学会一样，其职能主要在于研究而非教程。
因此，如果将标准严格限定在大学体系之内，欧洲第一所展开系统性汉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实际上是俄国的喀山大学。
喀山大学于1837年设立汉学教研室，俄
而伦敦大学则以微弱的时间差，错失了这项欧洲第一的荣誉。
尽管他们的汉学部同样成立于
不过，虽说伦敦
作为近距离观察过多所欧洲顶尖大学的资深教育工作者，亚瑟爵士认为，伦敦大学的汉学研究水平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追上俄国，甚至他们与哥廷根大学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当年亚瑟在彼得堡旁听
这两位俄国汉学泰斗唇枪舌战、你来我往，愣是逼得旁听的亚瑟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他生怕西维洛夫和比楚林会突然想起他是从哥廷根大学来的，进而热情邀请他上台，讲讲他的观点。
欧洲的东方学家都知道，哥廷根大学乃是中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
虽然哥廷根不象俄国那样主攻汉学而是主攻梵语，但你就算让亚瑟爵士上去讲《摩词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他也讲不明白啊！
这还不如让他上去谈谈苏格兰场和第三厅的差异呢！
而亚瑟之所以会在学术会议上表现的如此狼狈，全拜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所赐。
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居然会出现天翻地复的变化，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而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乌瓦罗夫对东方学的痴迷并不是什么秘密，作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教子，乌瓦罗夫很早就被俄国宫廷作为下一代贵族精英重点培养，15岁时他便进入外交委员会任职，并被沙皇公派哥廷根留学，也正是在哥廷根的这段学习经历，让乌瓦罗夫迷恋上了东方学。
只不过，乌瓦罗夫对东方学的迷恋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喜欢，也是为了解决他长期的精神内耗问题。
作为俄国贵族中的下一代精英，乌瓦罗夫从小接受的都是俄国传统的贵族教育。
他的家庭教师莫甘神甫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俄国的修道院院长，正因如此，莫甘一方面想要将乌瓦罗夫培养成拥有高雅品位和艺术鉴赏力的贵族，另一方面，他也发誓要将自己的学生培养为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旧秩序的拥护者。
在莫甘的悉心教导下，乌瓦罗夫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专制主义事业的拥护者。
徜若沙皇没有派他留学哥廷根，而是让他乌瓦罗夫安心待在国内，那乌瓦罗夫或许这辈子都会是一个标准且庸俗的俄罗斯贵族。
但“不幸”的是，乌瓦罗夫在哥廷根大学见到了充分的学术自主权和授课自由，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影响了乌瓦罗夫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看法，而且还动摇了他从小被教导的理念。
自幼养成的观念很快被令人沮丧的失望取代，随后又被旧世界、旧制度即将消亡的念头复盖，乌瓦罗夫的世界观轰然崩塌。
从前他有多爱俄国，现在他就有多恨俄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一时期的乌瓦罗夫其实和十二月党人没有多大区别，他甚至比那些被流放的莫斯科大学生还要愤世嫉俗。
正因如此，他在结束学业后，并没有选择返回俄国，而是申请调往俄国驻维也纳使馆工作。
凭着一身的贵族气，乌瓦罗夫很快便融入了古典气息浓厚的维也纳上层社会，并满心欢喜地期望在维也纳寻到文化繁荣的欧洲文明，但不幸的是，他的幻想没过多久就破灭了。
奥地利贵族不仅对文学作品和艺术不感兴趣，丧失了对祖国的激情与振奋之心，而且最令乌瓦罗夫无接受的是，这些奥地利棒槌甚至不了解更不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确实给欧洲带来了新生，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宝贵古老的传统与文化。
但幸运的是，虽然乌瓦罗夫和奥地利贵族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他却在维也纳社交圈
施莱格尔不仅将乌瓦罗夫引入了东方学的殿堂，而且还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语言都起源于古印度文化。
正是这个观点启发了乌瓦罗夫，让抑郁的他壑然开朗，如果旧制度注定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