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拿来说？”
“很多……你第一次就投省刊，你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大吵一架！你躲去南疆，你用一把手枪彻底扭转局势，你打通了和马尔克斯的电话……你站在波哥大山顶向外眺望……还有……还有……”
黄兴邦说得心驰神往，时不时停顿下来回味。他说得自己都被打动了。
余切忍不住道：“他们说的就像一个戏剧的传奇人物，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
“是啊！”黄兴邦感慨道。“然而，你却是我们身边的人物。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看向天空，我觉得天空很近；我看向你，然而，我觉得你很远。”
渣滓洞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它建在歌乐山脚下，潮气很重。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黯淡无光。尤其是在11月份。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不仅显得萧瑟，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
“囚犯”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一间不大的屋子，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人在里面，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力气全无。
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
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
1949年的新年，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新春诗会”，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热情期待着将来的完全胜利。
古承铄在狱中创作了《入狱偶成》：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中道：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尽管身在地狱，烈士们却视死如归，而且因得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11月27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果党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马识途的大弟子罗广斌是个幸运的人物。罗广斌有个在果党做将军的哥哥，使他幸免于难，在无数次被特务刁难，对他软硬皆施后，罗广斌仍然不从，特务不敢杀他，他出狱后就与人合作创作了《红岩》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是来自于烈焰升腾下的情书，它颇具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虽然这里静悄悄，但余切仿佛已经听到了四十年前的呼唤声。
马识途为什么赠予他《红岩》书稿？恐怕是寄望于这种精神可以鼓舞到余切。
余切停在渣滓洞的围墙缺口，抚摸墙面上因阴雨天留下来的湿润青苔，他沉思良久。
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
在余切参观之际，《文艺报》上又刊登了钱忠书的新研究。这给了余切新的灵感。
这次研究终结了今年以来，对余切“军旅”一事的怀疑。这些怀疑主要由《当代》发起，虽然现在《当代》已经撤销朱生昌的职位，给出了态度。
但是，到底下一时代的“军旅”如何写，仍然众说纷纭。
余切在“军旅文学”发表的看法中，认为“未来的作家会融会贯通”，许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钱忠书给出了答案：“通感”。
这是他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称之为“通感”的文化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不是孤立和排斥。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彻底抛弃，或是全部捡起来。
在文学创作中，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题材，进行新的结合。这时，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
“《潜伏》不算是军旅文学，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节奏，引人入胜，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为何能取胜？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
“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天下无出其右。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高尚者看到了高尚，卑鄙者看到了卑鄙，女人看到了爱情，男人看到了理想！”
余切读后很有感悟。
以后世熟知的《亮剑》为例，写的作者本来是一个坦克退役士兵。因此，他写出了部队里“野性”，甚至蛮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