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余英时察觉到了此事的研究价值。
它不是一种浅显的，出于书迷对偶像落选奖项的愤怒，而有更深厚的原因。
《联合文学》李傲的采访稿出来后。十一月四号，东亚研究所一个叫保罗的洋人教授见到他后大叫：“这一年的诺奖评选很不公平！你祖国的‘余’落选了，他写的《地铁》、《2666》竟然没有得奖！”
“这真是操蛋！我以为他一定能得的！阿拉伯人写了什么？经书？而这里是什么？他是一个能从末日核战写到爱情的全才！他既能认识出美国人的心理疾病（《美国精神病人》），写故事来嬉笑怒骂，又能号召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出路》）！”
“这个阿拉伯人写了什么？事实上，余还阻止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边境冲突……这完全是一场评奖的黑幕！该死的瑞典人！”
我的祖国？
余英时有点难绷：他自己是美国国籍，他根本不是中国人。
这人抓住余英时后，忽然醒悟过来，“余，不好意思，我忘记你成年后就来了我们这里。但是，我情不自禁要把你看做是中国人。”
余英时忽然有些好奇，他问这个白人研究员。“我知道你为何把我看做中国人，因为我成年之前在中国大陆生活，我会说中国话，而且从事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
他设定了一系列苛刻的文化条件，到最后忽然话锋一转：“如果这里有一个我的孩子，他生在养在美国，一句汉话都不会说，甚至不知道中国来的大文学家余切，他知道的都是上帝和海明威，你是否能把他看做一个地道美国人呢？”
“当然不能了。”保罗给了一个让他惊讶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驴生在马圈里面，也不能称之为马。就算它自己不觉得，但其他的马会明白。”
这话的意思是，在八十年代，仍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余英时以及他的族裔始终不能成为纯正的“美国人”。
这让余英时觉得很有意思，他把最近发生的诺奖风波联系在一起，发现这是一体两面。
一方面，西方人不认为你是西方人，这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华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所以这些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华人本身，也会因为余切“失去奖项”而感到愤怒。
如果按照“自小生在马圈的马”这一逻辑，这些华人是不应当感到愤怒的。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是“驴”，他们感到愤怒，说明他们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是“驴”，而且把余切的落选，视作为对自己文化的冒犯。
这太有意思了！
不可能每一个华人都看了余切的，但他们认为否定余切就是在否定他们。这是一种“老中”骨子里的防御思维。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余英时花了一星期，起了个研究草稿《士与中国文化》。
“‘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自秦、汉之后，这一阶层转变为具备深厚经济基础的社会代言人，一方面他们通过文章和其他中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起粗浅的‘代言人关系’，另一方面，‘士’本身具备为该民族开疆扩土，引领生产发展的职责，他们是社会当中的精英……当他们绝对尽职尽责，身体力行，却受到外人侮辱时，这种个人恩怨会被上升到对整个集体的否定！”
“于是，那些敌人将要被‘士’以及其背后的网织起来的无数平民所报复，我认为这构成中国人底层思维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传承良久，以至于到了1988年，我们在诺奖当年度的评选中，再一次看到了这种现象！”
……
大陆的“钱”也在写文章。
钱忠书住在三里河南沙沟的“高知楼”，几年前和余切一起开创了“融冰之旅”后，钱忠书就陷入到了几乎隐居的生活。
他认为“人太出名会遭受到祸害”，这和钱钟书年轻时的想法完全不同。此前钱忠书唯一的牵挂是女儿的工作问题，因为钱忠书拒绝了不少外媒的采访，家里少了许多收入。
这让他对女儿钱媛很愧疚，这是他唯一的女儿。
从美国回来后，可能是因为钱忠书的功劳太高。他女儿顺利入职燕大外语系，目前和余切是同事。
钱忠书了却一桩心事后，就再也不对外露面了。
同样是十一月四号。
燕大开了教职工大会，会上就燕大如何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让大家出言献策。经济系有教授说：“余老师写的那么好，居然都会落选诺贝尔文学奖，可见他们外国人是排斥我们的！”
“文学都这样，更不要说理工科，不要说那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了，我们如何来追赶呢？”
话音刚落，文学系也有教授道：“我们燕大是余切的娘家，也得过余老师的好，像是‘甲骨文大会’就是余老师来牵头的。我们应该在外表露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满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