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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文坛内光怪陆离的事情，是过去读者们所完全不知道的。大部分的作家也不知道。
余桦曾经因为《京城文学》编辑给他报销食宿，高兴得快要飞起！实则他完全不知道那些编辑是怎么对待成名作家的！
简直已经沦落到快成为奴隶一样。
在这种作家面前，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地位就彻底互换，编辑沦落为讨饭的，他们将约稿形象的称之为“讨稿”。
既然编辑在成名作家面前这么卑微，那么《当代》的新人编辑周长义对路垚的所作所为，就是匪夷所思的不尊重。
因此，路垚才能气到住院，而《当代》自罚一杯的举动，则表现出他们的傲慢。
朝内大街，166号。
朱生昌大骂：“外面全都是骂我们的声音，只有我们这里还在假装岁月静好！”
现场有个编辑叫何启至，此人将来会一眼相中程忠实的《白鹿原》，他苦涩道：“今天我骑车来上班，到了二楼，我发现隔壁出版社的人都古怪的看着我，我才知道余先生写了那么多文章！”
“他们全都看见了？古怪的看着我们？”朱生昌惊讶道。
何启至用力点头。
朱生昌听罢，气得把茶都打翻了！
在沪市，如果要找一个文学圣地，那肯定是武康路巴老居所。
在首都，一些人会选择鼓楼大街的余切宅；不过更多的人会选择朝内大街166号。这里不仅是《当代》的杂志总部，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机构的所在地。
这种便利曾给了《当代》超然的地位。比如，《古船》出版遇阻，何启至向全社立下军令状承担责任，社内领导又去找主管文化部门的领导求情，然后联系到了更大的领导，听起来似乎有很多个机构和中间人——其实，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栋楼内。
何启至说：“朱编，我们应当向路垚出具书面道歉，趁早把影响扼杀在初期。”
朱生昌摇头道：“我已经走到这条路上来了，你让我怎么道歉？我道歉，那就是我下台呗！”
“那你为什么要得罪余切？”
“不是我得罪他，而是他咄咄逼人。我是个老好人，我只是被逼迫的没有办法了！”
他都这么说了，何启至自然不好再劝。只是他自己觉得很纳闷：余切写的这些东西，全都是资深编辑才能明白的，一些个八卦绯闻，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到余切耳中的。
照理来说，他这么大的作家，前几年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国外，他实在没有理由知道这些！
何启至找到引发一切矛盾的周长义，忍不住骂他道：“都怪你！要不是你在招待所就把路垚的稿子退了，我们不至于沾上一尊大佛！”
周长义想起余切家里不知道多少幢的四合院。他说：“余教授那么有钱，不会太关注这件事情的。我们让他把牢骚发过去就行，让他出了一口气。”
“也只能这样了。”《当代》不少人都是这么期待的。
不料，余切写的越来越多，跟永动机一样。
九月下旬，余切竟又写了两篇文章，通通发表在《文艺报》上。一篇是赏析《平凡的世界》的，上面说，“路垚也许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
“他写的未必不受欢迎，如果能投入更大的资源，这部完全能一炮而红。”
真的吗？
不仅是《当代》编辑部觉得不可能。整个陕省，都不会有人觉得可能。
一部作品出版后，只要稍有一成功，往往就会有数量繁多的研讨会要开。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大卖特卖，王濛就曾领导整个作协都来学习郑渊洁，因为他的卖钱。
《平凡的世界》成功出版后，在京城这边开过几次座谈会，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家一致不看好这本书。
另一篇针对军旅文学。余切认为，很快就会诞生下一时代的军旅文，它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军旅。
《当代》编辑部都硬着头皮写了反驳文章，《文艺报》干脆把双方的意见都放在一张版面上。势头简直愈演愈烈。
文坛中许多人在关注这场嘴仗，态度各异。
《京城文学》的李铎就很高兴：“我们的文学最近之所以不受人关注，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其乐融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拉帮结派’，大家都照顾面子，于是没有什么读者感到刺激的点！文学也无法发展。”
别人问他：“是不是又要争个你死我活，你才觉得满意呢？”
李铎吓了一跳，摇头说：“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