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响应号召来到三线的建设者们，来自**。有从上海、沈阳等沿海发达城市大型工厂、科研院所抽调来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他们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和成熟的工作环境；有纪律严明的退伍军人，他们能快速适应艰苦环境，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安保任务都冲在前面；还有带着知识与热情的应届毕业生，为三线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三线单位大多藏在四川、贵州、陕西、湖北等省份的山区里，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但每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厂区、生活区，周围被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河流环绕。它们涉及的行业广泛，有生产枪炮、**、坦克、军舰、战斗机零部件的国防军工企业，有制造钢铁、煤炭、电力设备、机床、汽车配件的基础工业厂家，还有在深山里钻研**技术、卫星通信技术、核工业的科研单位。
那年深秋，任世和攥着调令的手心里沁出了一层薄汗。调令上“国营某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钢印油墨还没干透，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头。胸前崭新的工作牌把衬衫领口都压得发皱，塑料封套里的照片上，他的笑容比背后光秃秃的钢筋骨架还要僵硬——那是他来报道前特意去照相馆拍的，想给新单位留个好印象，可紧张劲儿全写在了脸上。
报到那天，厂区门口的红砖墙上还留着褪色的标语：“好人好马进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红色的颜料虽然斑驳，可每个字都透着一股子振奋人心的力量。门卫室里，铁皮柜上摆着一台老式手摇电话机，黑色的听筒旁，值班日志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工区的调度信息，字里行间都是忙碌的气息。任世和在人事科登记时，无意中看到自己名字旁边画着个小小的红星，人事科长用红笔圈出来，笑着告诉他：“小伙子，好好干，你是重点培养对象。”
车间主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说话声音洪亮。他拍着任世和的肩膀，工装袖口露出三道深浅不一的补丁，一看就是常年在一线干活的老工人。“能从临时工转正不容易，”主任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当年我们这批支援三线的，都是扛过**包的，条件比现在苦多了。”话音刚落，远处的塔吊突然响起尖锐的哨声，几个工人抬着沉重的预制板匆匆跑过，溅起的泥点落在任世和锃亮的新皮鞋上，留下几个深色的印子。任世和刚想擦，主任就笑着摆摆手：“没事，在这儿干活，鞋子上没泥才不正常。”
到了饭点，食堂里满是搪瓷缸碰撞的叮当声。老工友们围坐在一张张简陋的桌子旁，用铝制饭盒分着锅里的萝卜炖白菜。虽然菜里没多少油星子，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听说了吗？张工的老婆从四川调过来，折腾了三年才解决户口。”有人压低声音，筷子在饭粒间扒拉出个小坑，语气里满是无奈，“咱们这种‘半边户’，就像断了半截的脚手架，在这儿扎不了根，回老家又顾不上，两头都落不稳。”任世和听着，默默扒了一口饭，心里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
深夜加班是常有的事。任世和蹲在工地图纸前，头顶的白炽灯嗡嗡作响，光线昏黄却刺眼。图纸边缘已经泛黄，上面还留着七十年代建设者的字迹，有些地方用红笔标注着修改意见，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他的钢笔尖在“家属安置方案”那一栏停顿了许久，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痕迹。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了妻子在老家寄来的信，信纸上永远沾着灶膛的烟灰，字里行间都是家常话，末了总要写一句：“浩楠又长高了，昨天还问爸爸什么时候接我们去城里呢。”每次看到这句话，他心里都酸酸的。
转正仪式那天，厂长亲自握着他的手，金色的钢笔在聘书上沙沙游走。任世和盯着厂长胸前的“先进工作者”奖章，那枚铜质奖章被打磨得发亮，突然，他注意到奖章背面刻着的年份——1943年，和自己出生的年份一模一样。那一刻，他心里莫名涌上一股亲切感，好像和这个工厂的历史有了某种联结。
散会后，任世和在职工公告栏前驻足。最新的“分房名单”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面家属栏空缺的名字密密麻麻，像无数双睁着的眼睛，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他在名单上找了半天，也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心里泛起一阵失落。
厂区广播站又响起了熟悉的《劳动最光荣》，欢快的旋律在院子里回荡。任世和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一张皱巴巴的全家福。照片边缘被汗水浸得发软，有些地方都卷了边。照片上，妻子抱着年幼的浩楠站在土坯房前，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麦田，风吹过，麦浪翻滚。他轻轻摩挲着照片，仿佛能摸到妻子和孩子的温度。
远处，塔吊的轰鸣声传来，沉闷而有力。任世和收起照片，转身走向正在施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