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嘛，比起此前荆南节度使王铎得到的敌兵五十万消息，到底缩水不少。
倒不全是地方夸大敌情。
江淮是唐朝赋税重地，赋敛沉重，民不堪命，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加上此前蝗旱之灾大作，越发激化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因此黄巢此番转战至江东，江淮之地，一时豪杰蜂起。
这些被官府称作“群盗”的势力，固然多有亡命之徒，但大部分只是地方自治武装，占住自己家乡一片地，杀戮或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员，拒绝往上缴纳赋税。
这些响应黄巢的人马，数量实难统计。
之前襄阳节帅刘巨容上奏，说黄巢被他打得大败而逃，已经不足为患。朝廷也把主要精力，用在镇压在代北造反的风帅李国昌上面。
中枢当然不可能全信刘巨容的自吹自擂，但两头起火实在难捱，终要分个主次。眼见着李国昌快被镇压下去了，谁想到东南局势，一下近乎彻底糜烂？
在浙西响应草军的，甚至有雷帅高骈的旧部。
乾符六年，也就是去年年底，高骈由镇海军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加检校司徒衔。
按照规矩，节度使移镇，只能带亲卫之兵，高骈原先的部曲，大部分都留在了浙西。
此前高骈从西川调任镇海救火，由于镇压袁昌、王郢以及阻截黄巢的需要，朝廷特许高骈带了大批旧部上任。黄巢进了岭南，马上让高骈移镇，其实颇有明升暗降，夺其兵权的味道。
朝廷的制衡之术，大抵如此。制衡来制衡去，防住了自己人，事情却搞得一团糟。
时任镇海军节度使赏罚不明，军人不服，不仅面对草军横行，无能为力，有些军官干脆占据驻地，响应草军。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大多是酒囊饭袋，如此不足为怪。
宰相里边最有能耐的郑畋此前定计借南诏兵救广州，结果行动失败，已经失势坐了冷板凳。天子李儇和另一位宰相卢携商议，做出补救措施。
一是拜高骈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赋予其“传檄征天下兵”的权力，又调昭义、感化、义武等方镇兵马驰援淮南。
二是调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军节度使，去浙西整顿残局。武宗皇帝在位时，周宝和高骈都隶属于右神策军，由于周宝年长于高骈，高骈曾“以兄事之”。朝廷希望两人能再次通力合作，处理好东南的危局。
周宝担任泾原节度使时，以擅长屯田著称，曾经积攒粮食达二十万斛，因此号称良将。
但浙西蜂起的群盗并不太买这位“良将”的帐，如柳超据常熟，王敖据昆山，王腾据华亭，宋可复据无锡，这些都是膏腴之地，却被群盗占据，相当影响方镇的财赋收入。
群盗并不见得一定会和草军直接配合，但他们无疑有着共同的心声——咱们不想给上边交税，已经很久了！
江东之地，一般被认为民风软弱。但百姓为了不交税，照样敢和官府玩命。
周宝派去征讨的丘八们，往往看见黑压压一片本地人，男女老幼全排在城墙上，男人披甲持矛，女人小孩则抱着石块，从八岁娃娃到八十岁的老头儿，人人眼里都是杀气。
看到这架势，士兵心里就得掂量掂量，上头一年才发几吊钱啊？值得和这帮人拼命么？
征讨群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
周宝的屯田才能，看来没办法转化为治军的帅才。短时间内，他也变不出大量粮食来养兵。
由于镇海军的高骈旧部有不少加入群盗，剩下的也并不服气周宝，周宝认为，浙西的大患，不在于要么接下来被剿灭，要么突破江淮杀到中原去的黄巢军，而在于各地蜂起的群盗。
裴璩此前练的兵马，被黄巢南下时几乎打光了，高骈带过来的北方兵则被周宝认为骄横难使。周宝觉得，解决江东的危局，还要靠本地人，所谓浙人守浙土是也。
地头蛇分两种，一种是对抗朝廷的，一种是积极与朝廷合作的，两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常常根据形势灵活转换。
但对周宝而言，前者是眼中钉肉中刺，后者则是自己依仗的对象。
譬如杭州的董昌，本是当地大财主，在王郢起兵时散家财组织土团军抵御，以功授石镜镇将，其副手钱鏐更是以善战多谋闻名。
先前死在草军手里的故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就很看重董昌。周宝更是觉得，这样自带干粮为国效力的人才，正是本节帅需要的干城人物！
由于杭州地方富庶，又没有发生民变，周宝命董昌大举募兵，杭州八县每县招募千人为一都，合计八千人。
董昌和一群老友自掏腰包补贴，超额完成了任务，聚兵一万多人，皆精壮能战。
以钱鏐的才气，仍需跟着董昌做事，无他，董